[原创]我的军长梁光烈

在离开部队的十多年间,我最为思念、崇敬、并为之楷模的,是现任国防部长的梁光烈上将。在他任集团军军长时,作为司令部机关人员,我在其麾下工作数年,留下毕生难忘的记忆。

在当下的网络传媒中,国防部长梁光烈被赋予“军事外交铁腕人物”的传奇色彩。梁防长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新动向,而被媒体广泛关注和传播。据说梁防长每到福建,台湾军队就慌忙进入等级战备,阿扁就呆在地下指挥室轻易不敢回家,比眼下呆在监狱里都要老实。

然而我记忆中的梁光烈军长,首先是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在他身边工作的年月里,我从未见他训斥过下属,连高声说话都很少,哪怕迎面走来一位士兵,他都会郑重其事地还军礼、打招呼,丝毫不让人有望其项背的感觉。

梁军长体恤官兵,有一次我随他下部队视察,吃饭时军长问我,“怎么这两天情绪不高呀?” 我照直告诉军长,我的爷爷病了,正在住院。军长又问,老人多大岁数了?我回答说,85岁了。军长放下筷子,想了想,说,回家看看吧。

第二天早上,当车队行至离我家乡最近的一个岔路口时,军长吩咐随行的处长们匀出一台车来,并问我,“连去带回,三天时间够吗?”

望着远去的车队,在战场上都不曾落泪的贵丁,眼圈红了,又怕司机看到,就捂着脸蹲在地上,久久不愿起身赶路。当时的贵丁只是个少校参谋而已,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工农子弟。

军长的老伴儿是位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终日劳作,节俭而低调,从衣着和言谈举止上你看不出与一般劳动妇女有任何的区别。 按说,军长家里有勤务员,有厨师,军长夫人大可以呼来唤去,看报喝茶就是了。但是我每次去军长家,都见她扎着围裙,袖子高高挽起,一家老小的衣服要洗,柴米油盐要买,总有许多的事要做。

如果军长没在家,她就会一直陪着你拉家常,从老家的爹娘到手上的针头线脑,让你觉得就像在和自家的老姨唠嗑,完全不是影视作品所塑造的官太太形象。 直到我离开这支部队,“老姨”还在部队幼儿园工作,一生带大了多少参谋干事的孩子。

梁光烈军长不仅是位慈祥的长者,还是位行事果断、思维缜密的军事家。部队演习时,军长端坐作战室正中,目光如炬,说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话便切中要害,判断之准确,应对之得当,令人勿庸置疑。老参谋们都说,只要军长在,不用你瞎操心多说话,照此办理就是了,保证打胜仗。

处变而不惊,临大事而不乱方寸,是我从军长身上见到、学到的最大优长。90年冬天我随军长到部队蹲点,两天后突然接一电报,告知某步兵团副团长为掩护投手榴弹的新兵而牺牲。和平时期一中校副团长意外亡故,对集团军来说是多年不遇的大事,工作组一时有些慌乱。军长走到窗前站立片刻,回身戴上军帽,说了声:“回去。”

考虑到工作组还要蹲点做事,军长执意只带组织处长和我两个人,也执意不让沿途部队护送。当时已是晚上10点,从豫西南到豫北,中间隔着伏牛山、邙山和黄河,450公里山路寒风呼号,盘旋颠簸,多数路段是荒山野岭,而我们的集团军长却要星夜单骑穿跃其中。

我把大马力越野车的后座放倒,盖上一床军毯,让军长半躺半坐着,随后跨上右前车座,一把手枪张大机头握在手中,一只冲锋枪压满子弹斜靠在腿上,一部直呼电台架在车尾,向着黑夜逶迤而去。路上我想,不管是野狼档道还是歹徒劫路,一概直冲过去,马不停蹄一往直前。

军长一夜无话,只是偶尔看看手表。天亮时分终于安全到达了太行山脚下的军部,此时政委和副军长们,已经在会议室等候了。

战友们聚在一起,说起我们的军长当了大区司令,当了总参谋长,当了国防部长,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一切都顺理成章。对我们来说,军长无论变换什么职务,在我们这儿从来都是一个称呼:军长。

1991年,军长到军事学院深造,期间我被交流到位于广州的军事院校当教官。报到之前,我先到北京向军长辞行,带去的“礼物”是一包8块6毛钱的信阳毛尖茶。军长得知我要“走掉”,不大高兴,但还是说,“去做几年文章也好,等做够了就回来,记住,野战部队才是你的家!”

两年后再见到军长时,军长已是北京军区首长了。他希望我回到北方部队,但不是机关,而要到最艰苦的团队任职。我犹豫了。衣食富足的广州有太大的诱惑力。 然而在这里,无论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在军校教书,我都很难再找回野战部队那种亲如手足的兄弟之情,人与人之间总像隔着点什么,与利益不相关的事情做起来会很难很难。岁月流逝中,我们也渐渐地与之同形同色了。

但有一点勿庸置疑:一旦国家重开战事,只需一声召唤,我们这些退役的老兵会义无反顾回到部队,重新操起那支老枪,跟着我们的军长,像当年这支英雄部队与蒋军、日军、联合国军、李承晚军、西藏叛军、印军、越军作战那样,杀他个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不惜马革裹尸还! (贵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