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家族 女作家程乃珊病逝留遗憾:未能再写一部家族小说
以书写老上海掌故逸事、世象人心著称的著名女作家程乃珊昨天走了。在海上文坛,描写旧上海的风韵气质,几乎无人能出程乃珊之右。在海外华人圈,程乃珊的性情文字也是许多读者心目中的“上海指南”。程乃珊,这位“上海Lady”走了,令人扼腕痛惜。
最后的文章
都是靠在病榻上口述的
“她是上海的骄傲。她爽朗的笑声好像还在我耳边,真让人心痛……”程乃珊好友、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周生追忆说,在生命最后时刻,程乃珊依然非常乐观,充满生的信念。
据她介绍,程乃珊最初发现得病是在2011年12月8日,那天上海作协接待瑞典作家代表团,程乃珊夫妇一同前来。朋友们发现程乃珊嗓音嘶哑,觉得奇怪。程乃珊自己也以为只是感冒,但隔天去医院就诊,被告知身患绝症。
治疗了一段时间,出院之后,程乃珊在《上海文学》连续刊发了两篇写上海的专栏。这让担心她健康的人们大感安慰。
王周生回忆说,就在不久前,上海女作家和普陀区图书馆为迎接“世界读书日”而筹办读者见面会,邀请程乃珊出席。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程乃珊的病情已经告急。而她的家人这才透露:之前发表的文章,都是病重的程乃珊靠在床上、一点点口述给助手记录而写成的。
最大的遗憾
未能再写一部家族小说
“乃珊走得太早,太可惜了。她是上海作家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像她这样能精准地还原老上海,写得如此真实、如此贴肉而又并不虚假浮华,今后恐怕是要没有了……”著名女作家王小鹰说。
文学界人士表示,程乃珊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对两座城市都很熟悉也很有感情。尤其是她对老上海的记忆和写作,是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程乃珊写作了《蓝屋》、《穷街》、《金融家》等小说,有些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引起较大反响。而近年来,程乃珊以写作挖掘上海往事的随笔散文、专栏文章为主。程乃珊的写作在海外华人中也颇有影响,许多人通过她的文字来感触上海。
名门望族、绅士淑女……程乃珊笔下那个精致优雅、生活考究的“老上海”令人神往,但她在专栏文章中用沪语写“宁波汤团”、“咖啡馆”、“上海方言”,也津津有味、煞是好看。 王小鹰认为,程乃珊写老上海的精致优雅是有其思考的,其中蕴含着一种节制、教养,并不是意在刻画繁华奢侈,而是在寻找一种消逝的精神气质。事实上,程乃珊曾多次批评一些电视剧和文学作品胡编乱造、扭曲了真正的“老上海”,说“他们那是装的呀!”
爱上海、爱写作、爱生活……朋友眼中的程乃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上海Lady”。
“她特别热爱生活,又特别快乐。不管什么聚会,有了乃珊就热闹了。”王小鹰说,很难想象她这样的人会罹患绝症。
王周生说,程乃珊还有遗愿没有完成,她还有很多东西要写,还想写一本以母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程乃珊的母亲是上海市西女中的学生,也是一位大家闺秀。
王小鹰回忆说,她的《长街行》问世之后,程乃珊见到她就说“太好了!我也很想写个长篇,很着急啊!”如果能再完成一部以家族故事为线索的长篇小说,程乃珊可能会少一些遗憾。 新华社记者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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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忆最后时光
昨天下午五点,在程乃珊逝去十五个小时后,记者来到了位于富民路上程乃珊的“蓝屋”。房间里,摆放着有近一个世纪历史的老钢琴、欧式桌椅、铁艺风扇、烛台、各式小巧玩件……这些精致且渗透着时光痕迹的什物满眼尽是,彰显着与主人文字一致的“上海味道”。它们依旧照原样放置着,不同的是客厅中多了簇簇的素菊和乃珊微笑着的遗像。程乃珊的爱人严尔纯望着这些物件和记者谈起妻子时,两言三语间,就会情不自禁落下泪来。
“如果她还在,她一定会告诉你,她的创作里有很多信息是我讲给她听的。”严先生告诉记者,几十年来,老夫妻间常有的情感淡漠从未在他与程乃珊之间发生过,他们二人的相处氛围“一直很热闹”,共同的话题也总是“怎么讲也讲不完”。
这样的交流也对程乃珊的文学创作有着诸多影响,比如她于1983年刊于《钟山》的代表作品《蓝屋》,程乃珊把这座蓝屋作为上海历史的一个缩影——蓝屋的原型是由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亲手设计的,位于铜仁路上的“绿房子”。
主人是老上海赫赫有名的颜料大王吴同文。没想到上世纪70年代,她与来自这个房子的一位男士结婚了——吴同文的外孙严尔纯。因此,程乃珊关于“蓝屋”的许多了解,都来自于丈夫的讲述。“我们这样的夫妻组合,在上海作家圈里应该不多,我很高兴自己能对她的创作有帮助。”
《蓝屋》、《金融家》、《上海探戈》、《上海Lady》、《上海Fash-ion》、《上海罗曼史》、《海上萨克斯风》、《上海女人》——从书房小心翼翼地捧出妻子生前的十余本作品,严尔纯的眼中、语气里满是赞赏,他说程乃珊最满意的作品是《上海Lady》和《上海探戈》,但他自己却无法挑出“最喜欢”的一本,只是重复说:“她写的所有我都喜欢。”
遗作五月份发表
在严尔纯记忆中,程乃珊在生病的前期,并不认为自己的病会有多么严重,更不觉得死神会来到自己身边。为了给妻子一个积极的心态,程乃珊在家养病期间,严尔纯总是为她开着电视、播放着她最喜爱的音乐,尽量在家中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气氛。而程乃珊也表现得十分乐观,总是对丈夫说:“我看到你这么淡定、气氛这么好,我就相信我的病一定治得好。”
最初被诊断出绝症时,程乃珊并没有告知太多人。即便是在治疗期间,她也依旧没有停止在《上海文学》等刊物上专栏的创作。在程乃珊患病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文学界的许多朋友仍然以正常的工作状态对待她。在此期间,程乃珊无论在医院还是在家中,都会通过电视的新闻节目了解外界的信息,即便无力起身观看,她也躺在床上靠耳朵“听电视”。无法提笔,就在卧床期间打好腹稿,然后口述出来,由助手整理成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