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嘤鸣 赵健:嘤鸣读书会没有盈利模式 但我们不是“圣徒”

第四届中国社会创业家之星江苏赛区决赛在苏州落幕,嘤鸣读书会会长赵健现场被评为第一名,以下为赛后感言:

今天在比赛现场看到太多选手谈到“直击痛点”、“大数据创新”之类的概念,说实话,在这些热闹的概念背后,我真的非常担忧。年轻的我们是躁动不安的,恰恰又赶上了这个躁动变革的时代。年轻的我们,迷茫而又着急,青年人的选择就如整个国家急功近利的写照,不仅是商业创业,更可悲的是这股风气已经蔓延至公益领域。

如今的中国公益行业真是进步了,这个圈子的朋友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盈利模式”、“闭环模型”。盈利模式很重要,非常重要,相当重要,它重要到决定着一家组织的生存。

但重要问题不等于核心问题。

现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公益创业大赛越来越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公益组织的盈利模式也逐渐成为评判一家组织优劣的关键指标。仅代表个人观点,我一直对这样的引导方向深感担忧。

即便是对于一个商业创业团队,短期内实现持续的盈利模式并非易事,更何况是非营利性组织。我们不要求商业团队短期内实现可盈利的模式,为什么却偏偏强求公益组织要尽快实现可持续的盈利呢?

前几年公益圈的朋友们挂嘴边的字眼都是:公共参与、公民赋权、公益倡导等字眼,如今大家每天讨论的都是商业模式、盈利模型、自我造血等话题。这是某方面的进步,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可持续运作的重要性。但可悲的是,作为第三部门的NGO、NPO组织已经被动地裹挟到商业资本的浪潮中。

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创建穷人银行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79年,他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创立了格莱珉银行,开始为贫困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直到十二年之后才实现收支初步平衡。即便是和金融资本最相关的公益组织,要实现可持续的盈利都需要十几年的等待,更何况那些服务底层民众、草根力量的公益项目。

我创办嘤鸣读书会的那天,对所有的伙伴提道:“升官发财请往他处”。我深知非营利性公益组织是很难实现盈利的,即便在美国和欧洲这些公共服务体系很成熟的地方,公益组织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商业组织的价值逻辑在于解决用户需求,而公益组织存在的使命是解决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变革,让这些需求不再成为需求。嘤鸣读书会但是哼之处就有一个梦想,每个公民能自主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那时就不需要嘤鸣这样的公益组织再来推广阅读。当我们不再被需要,便是理想实现之日。

解决社会问题注定是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要慢慢地影响公众氛围、推动政府、商业、社会的资源优化整合,而这些岂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公益行业千万不能有“速溶咖啡”的妄想。

公益组织不要陷入“商业模式”的怪圈。

社会使命是公益组织的核心內容,我们竭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践行与实现社会使命。公益组织最该思考的,是自己究竟要解决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并为之整合资源搭建解决模式。而现在很多社会氛围过分强调盈利模式,太多人对于公益组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靠什么生活?”、“你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之类的“粗暴式关心”。

真正关心一个公益组织,应该多关心“你们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你们还缺哪些社会资源?”这些,其实是公益组织最需要的。

在过分强调盈利模式的公益行业,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刻意编造的所谓“闭环模型”。许多公益创业大赛,本应该是“行动成果大赛”,却渐渐变成了“PPT制作大赛”。一份炫酷的PPT、一个自圆其说的闭环盈利模型成为很多人评判公益组织的重要选项,而并不关心这些数据是否符合实际状况。如果连公益组织都开始编造假数据、伪装一些高大上的模式,那我们这世界还会好吗?

宗教,道德,法律,这是使一个国家充满希望的关键。当下的中国,这三点都是缺失的,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四个领域——公益。正是有那么多公益伙伴的坚守,才让我们坚信,这个国家的未来,是真的有希望的,就像伏尔泰笔下写的那样:我们存在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美好的。

但是用艾略特的话来说,诗人最重要的是能够看到比丑和美更远一些的东西,看到厌烦、恐怖和壮丽。在接触公益领域的这些时光里,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最难掀翻的是自己筑造、桎梏自己的那堵围墙。

公益界的伙伴们啊,我们真的不能着急,公益组织的发展成熟绝非一朝一夕可速成的,我们唯一需要的是坚持,熬过无数艰辛的孤独时光。在嘤鸣的旅途上,越发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最该培养的品格是: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反省能力。有些事物必须私有,比如思想。

中国公益行业,请你慢慢慢慢慢慢走!

至此,很多人会说,既然公益组织注定很难实现自我造血,那我们该何去何从?也常有人问我,从事社会组织工作这么多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那些最优秀的人都离开了。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行业自身的资金链太脆弱。

我并非希望大家都做“圣徒”,而是呼唤朋友们理性地面对公益行业的现状,尊重这个行业的客观规律。就目前而言,与政府合作、寻找社会投资,这是很多公益组织可尝试的早期资金来源。

尽管会限制自身独立性,但与政府合作不失为一种安全的资金渠道,政府采购服务、申请公益创投,这是嘤鸣的重要资金来源。我观察下来,很多公益组织不不和政府合作,大多是信息不对称、双方不信任等原因造成的。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公益组织总是对政府怀有一种情绪,不仅是那些草根组织,即便是像崔永元这样的精英人群。崔永元公益基金曾经为第六期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联系湖南教育厅,并向湖南教育厅提出:出文件或者通知,把选拔教师的事情通知相关教育局;在教育厅政务网公告此次选拔活动的通知、流程和标准等六项合作要求。

不过,湖南教育厅的反应是: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于是,崔永元发微博怒斥湖南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培训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是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分内事,理应配合。崔永元曾如是表达不满。

湖南教育厅的表态过于官僚和傲气,拒绝方法粗暴简单,而崔永元则过于娇气,以公益钦差身份对地方政府发号施令,没有达到目的后就恼羞成怒。这些都是极其不成熟的沟通方式,天底下没有凭白无故的“天经地义”。

无论你对政府有多少偏见,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公益组织很难深入基层、进入社区开展活动。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服务几乎都由政府通过设立事业单位的方式来提供。

NGO,即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更要明白自身角色使命:用民间的身份,整合政府资源。

公益组织不仅是NGO,更是NPO,即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在与经济组织互动方面,个人认为,公益组织应积极寻找社会投资。

不同于商业领域的投资,社会投资,更多的表述为社会影响力投资。中国的社会投资正处于早期阶段,而公益基金 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也许会成为若干年后公益组织的资方来源。

比如我三年前参加的上海雷励青年公益发展中心,它每年的“XX冠名雷励远征”即是很好的社会投资模式。社会资本投入金钱和资源,公益组织回馈影响力,双方资源平等互换。嘤鸣读书会正在筹建的理事会,便是一种寻求社会投资的渠道。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摩根大通银行联合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预测到2020年,全球在住宅、水资源、医疗卫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资方面的金额将达到4000亿到1兆美元,利润将达到1830亿到6670亿美元。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上述预测是非常保守的。

而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开发一个投资工具,设计让基金会的投资作为社企投资的前端,确保公益组织(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并承担比较大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投资在后端跟进,以此吸引更大规模的风险资本进入社会投资领域。很显然,中国对此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我们不是幸运的一代,中国的公益行业正处于早期发育阶段,就像懵懵懂懂的童年时光,这是一个极其不成熟的行业,甚至还不能称其为“行业”。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只是历史的过客,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完善自身行业,为后来人创造一个更具创造性的环境,后来人将站在他们的时代起点上注定超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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