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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事件于幼军中大讲文革谈张志新事件悲愤难抑

201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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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2月16日下午5时30分,教授于幼军完成了他在中山大学的系列讲座.这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9天.原定7讲的"'文化大革命'专题讲座",隔天

12月16日下午5时30分,教授于幼军完成了他在中山大学的系列讲座。这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9天。

原定7讲的“‘文化大革命’专题讲座”,隔天进行讲授,每周一三五各一讲。12月14日下午,于幼军突然告知听众,由于北京有事情,他需调整课程安排,因此将第四五六七四讲分别在15日、16日两天集中讲授完毕,上下午连场进行。

至此,于幼军完成了其转身。曾经的明星官员,做过广东、湖南、山西等地重要领导的于幼军,正式告别政坛,真正意义上走上讲坛,成了“教授于幼军”。

12月16日文革系列讲座结束后,于幼军在现场给学生签名。

1以反思“文革”开启任教生涯

12月9日,中山大学,曾经的“政治明星”于幼军,以一堂“反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自己的任教生涯。

当天下午3时20分,于幼军走上讲台,外穿纯黑外套,开襟,内搭白色竖纹衬衫,下身黑色西裤,正如学者常见打扮模样。

因于幼军的身份,9日下午原定在中大哲学系楼锡昌堂214的讲学堂听众爆满,听课前不得不调到8楼讲学厅,容量为260人,但也被坐得满满当当。此后讲座地点一直在此讲学厅。

听众掌声欢迎,于教授双手合十表达谢意。坐定后,于幼军正式开启他在中山大学教授生涯首秀。

首讲前于幼军出现在小教室,后因人多改为大会议厅进行。(熊小七提供)

在第一讲中,于幼军称,自己在7月份接受了中大的任教通知后,从8月份就开始着手准备课程讲稿,现在已有数十万字讲稿。之所以如此用心准备,他称“不愿意将过去的研究又抖出来”。

于幼军的“文革”7讲内容,包括“文革”的缘起发动;“文革”的运行载体与活动方式;“文革”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文革”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文革”的政治纲领与社会理想;“文革”的治国方针与理念;“文革”的历史教训。

为何要讲“文革”史?于幼军如此解释自己的开课动机,“我是‘文革’的过来人,我有这个任务,总结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当下,走向未来”。

“‘文革’史总要有人站出来讲。认真讲出来,是对历史负责,是对人民负责。”他说。

而关于授课和研究的目标,于幼军归纳为要让大家“自觉地拒绝‘文革’”、“不让‘文革’在新时代穿上一件马甲就粉墨登场”。

但中大和于幼军对“文革”系列讲座却是低调待之。

于幼军第一次讲课前主动要求,“课程信息不上外网,不贴海报,限定在内部老师学生之间”。但讲课信息很快就传遍社交媒体。当天6点结束时,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关于讲座内容的报道。

于是接下来的6场讲座,校方规定必须持学生证或其他证件才能进入。

对此,有人批评“以开放著称的中山大学还从来没有课堂须查证件才能进的先例”。于幼军随后在课堂上回应道,他也是不得已才为之,媒体的报道对其内容有曲解之意,他不想太被关注,“我只想安安静静讲课”。

2老练,重大结论引用邓小平话

于幼军以ppt形式讲课(熊小七提供)

在课堂上,于幼军正坐于讲台,身前摆一桌,放置讲稿、电脑、茶杯,背后屏幕投放内容。他每场讲座连续讲2.5小时,中间无休息,不去洗手间,极少喝水,中途听众可自由出入。如此讲完7场。

课堂上的于幼军声音洪亮。一次,麦克风出问题,他则直接用声音讲了一段,坐在后排的学生仍能听到他的发言。

他也很少打“官腔”。课堂上,于幼军经常用“你说对不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继续进一步探讨”这样平等的语气,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官场数十年,于幼军在课堂上也经常闪现出他的聪明、老练之处。在对“文革”历史事件做重大论述之时,他全部引用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原话,并强调这是他们所言,而非自己下判断。“在重大结论上,我都是引用邓小平的话,你是拿不住我的”,“要不然记者一引用,说我如何如何,你们又来干我”,这样的话语经常出现在课堂。

3回答提问,“如果审查,我就不讲了”

在系列讲座结束后,于幼军总会留下30分钟的时间来与到场的听众互动。现场听众也很踊跃,总会出现争抢话筒的场面。

而提问过程中,于幼军不回避任何尖锐问题,或从学术上回答,或机智巧妙回答。

有人提问“现在党内民主如何?”,于教授说他只能这样回答,“相比30年前,有了很大进步,而且仍在进步,但仍有很大差距。”

又有人追问,“既然‘文革’史如此重要,有如此大的历史意义,为何不让讲,不让谈?”于教授说,“这个要问管理者,我曾经是省长、是领导,但那都是过去时,现在我是教授,这是我的现在时。”

有时讲座结束,也有中大学生留下来追问于幼军,“于教授您的讲稿学校会审查吗?” “如果审查,我就不讲了。”于教授一直保持微笑,笑容满面应对学生的各种问题。

从官员转型为学者,于幼军教授称,自己“倒是有从未有过的解放感”。如今回归校园,他说自己“白天学术,晚上出汗”,看书、游泳运动成为了其主要生活状态。

出生于1953年,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于幼军仍保持着年轻时的运动——游泳。青年时期的于幼军就酷爱游泳。1971年,18岁,于幼军从广州市第109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09中学位于广州郊外的江高镇三元岗,山青水秀,学校旁边流淌着一条100多米宽的河,于幼军每天早上都要到那里游一个来回,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正是靠着这种执着与毅力,于幼军一路向北“游”去。从广州市委宣传部起步,经深圳市长、湖南副省长、山西省长、文化部副部长,官至部长级。但也遇险潭,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并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同时,不再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职务。

此番折戟,于幼军并未消沉,仍继续“游”去。在这两年“赋闲”期间,于幼军埋头国家图书馆,扎进学术研究,先后修订了早期著作《社会主义四百年》的第一、二卷,并新写了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2012年12月25日,于幼军撰写的140万字的三卷本《社会主义500年》书稿校对完毕,并签发至出版社。也就在那天,他接到中组部调令,赴任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在此岗位工作4年,于2015年退休。

已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的于幼军,在讲座上坦言,“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从中深切感悟到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疗伤治病。这两年多,我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4讲到“文革”批斗,声音会更加洪亮

“反思‘文化大革命’”作为其教授生涯第一讲,他说这是出于他的“责任感和良知”,他不希望“后代人都不知‘文革’为何物”。

7场讲座下来,于幼军教授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纵向的脉络分析和横向了特征分析,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较为深入地对“文革”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反思。

于幼军的系列讲座也打消了众多人的疑惑:作为官员转身学者的他,真有治学能力吗?

讲座结束后,有多位听众说,“于幼军这官员转型教授,还真是有学问的”。

课堂讲授有别于写文章,总会有讲授者的感情流露。于幼军也常常在讲座中,流露出真诚与赤诚的一面。在多处讲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批斗之处时,于幼军总免不了用更多的形容词去描述批斗的惨烈,而且声音也比其他处更加洪亮。

在他讲述“文革”批斗场景时,坐在前排的数位头发斑白的老人,都在座位上身体前倾,腰杆笔直,听得极为认真。课后,有年轻听众询问在场的老人,“于教授讲的批斗场景是真实的吗?”老教授连口说,“绝对真实,绝对真实”。

但在5天的讲座中,于幼军并没有提及他父亲在“文革”中被批斗的经历。“文革”时,于幼军的父亲被扣上了“叛徒”、“特务”的罪名,成了舞台中央被众人大批斗之人,忍受折磨。

于幼军在讲“文革”时,还会结合当下问题来分析。在讲中国当下的改革与西方经验模式的关系时,他开始以书面语言的口吻谈要辩证地看待,不能全盘接受,更不能全盘否定。在随后的举例中,他例举了西方三权分立。他说,鉴于中国目前的国情,并不适合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但是其思想仍是可以吸收借鉴的。比如,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互相制约、有效监督,这些都是应该被借鉴的。

于幼军任深圳市市长时,他曾主导过深圳市政府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接隶属市长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