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张学良与伯母赵一荻的晚年生活
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其父张学浚为张作霖第六子,其祖母为张作霖的第五位夫人寿懿。
张学浚抗战时曾加入军统担任翻译,负责与美军联系。
1962年张闾实出生于澳门,1967年随父举家迁往台湾,曾长期在花旗银行台湾部门担任人力资源职务,后创办了《高尔夫之旅》杂志,目前经商。
2013年3月23日,在天津和平区赤峰道76号少帅府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国画展,画作全部出自赵一荻女士之手,赵一荻即张学良软禁期间一直陪着他的赵四小姐,特殊的作者使这些画作在艺术价值之外又多了一层历史的意味。
画展的策办人是张作霖的孙子、张学良之侄张闾实先生。张闾实1962年生于澳门,是张作霖六子张学浚的儿子。作为张氏家族的后代,在76号的老房子里,张闾实先生接受了《国家人文历史》记者的采访,从这些国画谈起了张氏家族的往事。
张大千指导作画
我看到一些大陆媒体把赵一荻--我的大伯母描写得有错误,其实她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女性,她的国画造诣很高,台湾人大多知道,大陆人了解得少,所以我把赵一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画的作品作了一个巡回的展览。因为她画得不多,我只找回了七幅画,这些画现在已归于他人,我们是借出来作展览的,展出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张氏家族对于文化艺术的爱好,张家的媳妇也可以画得这么好。
(笔者按:赵一荻,出生于香港,因在家中排行老四而得昵称赵四小姐。赵一荻父亲赵庆华在北洋政府时代,历任津浦、沪宁、广九等铁路局局长,曾任东三省外交顾问,并官至交通次长,赵家在东北颇有名望。1926年赵一荻与张学良在天津相识,因此时张学良已经与于凤至结婚,赵一荻与张学良的恋爱遭到家人极力反对,但赵一荻却选择了与张学良私奔,赵家因此登报声明与赵一荻断绝关系,赵父也以惭愧为由辞去公职,也有说赵父此举是有意成全。
有记载,赵四小姐曾跪求于凤至接纳自己,并承诺只要能与张学良在一起,可以终生不要名分,之后,赵一荻只是以秘书身份陪伴在张学良身边。)
大伯母赵一荻跟大伯父张学良是1926年在天津相遇的,后来,大伯母成为大伯父的秘书,但是私底下两个人非常相爱。大伯母赵一荻那时还不能进张家的大门,只能在一些聚会的地方等待跟我大伯见面,有的时候会跟大伯父的朋友在一起等大伯父,这时就有空闲时间,等的时候大伯父的朋友张大千会过去,跟她讲中国的文化,学画一些东西消磨时间。
我大伯母念的外语学校,英文很好,因为接触张家,张家比较喜欢传统的东西,因此她也开始学习这些书法字画,她也比较想跟张学良处得好一些,这是她在20年代学画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张大千跟赵一荻就没有接触了,大伯的心境也都在战争上,张大千后来也离开了台湾,远避战争于他乡。
1970年以后,台湾政府对张学良夫妻的看管有所放松,刚好,这时张大千回台湾,第一个要见的就是张学良,常常去张学良的居所聚会,还约有其他朋友,他们不止吃饭打麻将,也在一起画国画,鉴赏一些艺术品,聚会当中,赵一荻也去了,张大千想起20年代的时候,曾经教过赵一荻画国画,就好奇地问她后来有没有再练下去,一问还有在练,于是就鼓励她把这个爱好发展下去。
赵一荻又画了六七年,学了更多,画国画有时候要画两三天,才能画完,比较辛苦。所以大伯母画作并不多,据我所知应该不超过四十幅,这七幅是比较好的。
(笔者按:张学良经常与张大千、张群、王新衡轮流坐庄,定期聚会,时称“三张一王”转转会,在当时台湾相当有名。张群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王新衡是蒋经国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曾任国民党南方执行部主任委员,后历任亚洲水泥公司董事长、远东纺织公司常务董事。)
同信基督
据说大伯母赵一荻出生时天空有绮丽多彩的霞光,因此得名绮霞。她的国画落款常常就是这个名字。她跟我大伯去的地方太多了,这些画是她脑子中对各地风景的印象,这些风景地都是她跟我大伯一块到过的地方,那时应该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候。
画是有宗教含义的,宣扬的是基督教,其中有一幅画上就题有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她那时候信基督教,她画完了送给信徒,用来传教。
大伯母赵一荻信基督教还有一段故事。1964年以前,她的身份一直都是张家秘书,她过得是非常压抑的,在我们亲属面前没有地位。
(笔者按:在张学良由溪口辗转江西、湖南的软禁生活中,于凤至身心受伤,乳房生疮,张学良于是向军统局局长戴笠提出,希望送于凤至出国养病,由赵一荻照料他生活,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1940年冬天,赵一荻收到张学良电报后,从香港赶到张学良身边,再也没有离开过他。两人被转送台湾后,一度生活条件艰苦,生活需要自理,赵一荻担负家务,还亲手在新竹软禁地井上温泉养鸡。)
大伯父张学良软禁时在1964年以前心情非常浮澡,基督徒宋美龄为了让他静下来,鼓励他们信教,因为这样会得到一个心灵上的释放与解脱。宋美龄送给了他一本圣经,英文原文的,就说你要多看看,并让他翻译这本圣经。所以后来在台湾就出版过由张学良本人一字一句翻译的圣经。因为翻译,张学良内心里信仰了基督教,他的心情和心结慢慢放开了。
1964年张学良与赵一荻同时信了基督教,同时信教的一个用意就是要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因为基督教的女性只会嫁给基督教徒,不会嫁给其他宗教的人。当时于凤至在美国不断地呼吁台湾释放张学良,1964年台湾还没有退出联合国,于凤至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抗议,向台湾施压。
台湾方面认为这是个麻烦,所以宋美龄就提出张学良和赵一荻两个相处那么久了,名不正言不顺,小孩子都那么大了,需要有一个交代。宋美龄就找了我五大爷张学森把张学良书写的离婚书带到美国,1964年3月,离婚手续从美国寄到张学良手中。于凤至后面几年很恨我们张家人,她说是我们张家人强迫她离婚的。
也就是在1964年以后,我们大家都对赵一荻改口叫大伯母。于凤至当年病愈后没有去台湾与大伯父相会,是因为她怕去了台湾就走不了了。
我对于凤至是不谅解的,后来大伯到美国也没有去看过她的墓碑。因为她没有照顾好与大伯父所生的三个儿子,后来都没有了,只剩一个女儿张闾瑛长大了,这是母亲的失职,要不然我现在应该有很多堂哥。于凤至自己也明白,所以她在美国治好病后,不回来,一直在躲。美国的生活很好,她已经习惯那样的生活了,再让她去种菜做菜养鸡她不干的。所以我们对赵一荻都很尊敬,张学良最艰苦的日子是她陪伴着度过的,七十多年呀,这才是真爱。
禁中生活
大伯与大伯母感情很好。大伯母只要制止他做什么,我大伯父从来没有反对过,都听她的。他一直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张家的男人要有这样的气量,可能出去我们是个少帅,但是回到家里面,还是太太是最大的。他说处理外面的大事是他,处理家里的小事是我大伯母,但是大事从来没有,都是小事,都是大伯母做主。
第一次见到大伯我才5岁,那是在1967年,父母带我去他家,门口还有保安仔细询问,对面就是警察局。见到他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胖胖的老头,戴着眼镜,旁边站着一位长得像校长一样的女士。当时我不太知道大伯被软禁的事,只觉得他住的房子很大,很漂亮,有一个大花园,有一个瀑布和射箭场,还有一个大鱼池,有很多很名贵的锦鲤在里面游。
花园里还有一个装着两百多只鹦鹉的巨大鸟笼。大人们在一起聊天,我就和同去的其他小孩在外面玩,感觉很好玩。
父母大约每隔几个月就带我去大伯家一次,通常是大伯母给我们做西餐,她能做很多西式菜点花样,像英国烤肉、蔬菜沙拉、奶油蘑菇汤,饭后还会给我们吃水果蛋糕和冰激凌。
大伯张学良觉得信教很好,会使人向善,可以看到的世界会更大。我那时觉得,信教的确不错,经常会有教会送的牛奶、饼干。有一段时间大伯说要去当牧师,我们都比较担心,因为他要当牧师我们做晚辈的都必须要跟着去(教堂),他不当牧师,我们还可以找借口不去。于是我们见到他,就赶快说我们都信教,不然他会来劝我们。
后来知道,1964年以前,蒋家给大伯的待遇很差,吃住都要自己去处理。1964年之后,要好很多,有了两个厨师跟两个司机,住的房子本来只有200平米,之后是2000平米。因为大伯与蒋经国有些交情,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的经费是张学良提供的,他在那边的生活起居都是张学良在关照。
因为东北军跟苏联那边还是可以对上话的。1964年以后,大伯住的大房子就是蒋经国很便宜卖给他的,权当结婚贺礼。蒋经国当时还特意送来了一盒台湾种出来的青茶,种茶叶的茶农是东北军的后裔。大伯因为对东北军的情愫,因此以后每年都会想喝这种茶。
我因为在澳门出生,从小讲广东话,所以听起来觉得大伯口音很重,他的东北口音终生没有改变过。小学的时候,学校的朗诵比赛,让我们每人背一首诗。然后我就去问他,结果他随口就教了我一首诗,“叮叮当当,海螺烧香,粗米细米,放屁是你。
”后来在朗诵比赛时,我就讲了出来,结果搞得全场哄堂大笑。教务长后来还跟我父母说,父母就问是谁教的,我说是大伯教的,他们也只好说以后大伯教了你什么,一定要回来讲一下才能出去说。
大伯性格很好,很少生气,但唯有一件事绝对不能提,那就是西安事变。有一次圣诞节我们去跟他一起过,看电视时突然出现了西安事变的节目,他很生气地立刻把电视关了,等我们下次再去的时候,屋里干脆没有电视机了。
这事家族成员也不会提,后来我通过两岸的书籍了解到,也通过一些军队的高层人员接触到相关的资料,我觉得那是对日抗战的一个请命,对共产党也不用那么赶尽杀绝。
同时,我觉得我大伯送蒋介石去南京也绝不是一时冲动,他是对事情负责,我觉得他还是要去,这就是敢做敢当的一种行为。回顾那段历史,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宋美龄跟他说了什么。宋美龄当时跟他讲了半个小时的英文,讲了什么是导致他最后决定去南京的关键,这个还没有解读出来。
(笔者按:缪平均曾在《解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一文中有以下记述:1990年,在蒋氏父子相继去世后,张学良本人在台北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说,当时周恩来是反对他这么做的,“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但我明知去南京将被逮捕,还是去了南京,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据原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回忆,张学良在送蒋回南京时拿出了一份手令,全文如下:“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字迹从容,不是临时写就的……毛泽东在1937年3月1日接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访谈时曾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
客居美国
1990年,大伯张学良九十大寿午宴,在台湾很好的圆山饭店,宾客来了两三百人,大概还来了上百个全世界的新闻记者,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也送来了一个寿字作为贺礼,挂在宴会厅正中,大伯喜欢热闹,这是他最快乐的一天,这天以后,他基本上就恢复了自由。
恢复自由后,大伯张学良选择离开台湾去美国。他打电话给我们,说美国很好,人人可以当总统,演员也可以当总统;而且大伯的很多家族成员也都在美国,这是他选择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家的后代,第二代是学字辈,第三代是闾字辈,据我所知,台北、纽约、香港,还有天津,这几个区域都有闾字辈的后人。张家本来是很有钱的,但是在抗战中,张家的家产都因为战争没有了,积蓄也因为给东北军作薪俸而用光了。自西安事变大伯被软禁后,台湾当局是以将领的标准每月发给他薪资,这些钱一直发到他离开台湾,是大伯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
大伯张学良决定离开台湾,但他没有什么积蓄。大伯晚年每个月有四五万台币,但是其他的人,包括两个厨师和两个司机都是由他付薪水,水电费也是他自付,因为房子非常大,开支是很大的。五伯替他算过,去美国医疗费、住宿费都很贵。
为了筹措赴美的经费,他把在台湾的房子、家具、收藏的字画古董和珍藏的礼品全部都卖光了,有些画陪了他很久,很有感情的,也全都卖了。一些大伯的老朋友说既然你需要钱去美国,那他们就出一笔钱把这些画全部买下来,一方面是纪念,一方面也是帮助他去美国生活。房子一处是天母小区山上的房子,另一处是北投山腰的别墅,当年在蒋经国关照下得到的这两处宅子,成为赴美生活资金的主要来源。我们因此都感觉他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当时他只是以为到美国也就是四五年就结束了,没想到活了快十年。他之前住的假日酒店之类的地方,结果住了四年左右,每个月费用都很高,钱用得很快,所以后面几年搬到夏威夷的老年公寓里去住了,这样可以降低开销,平时也大多是在寓所里吃西餐,只有在节假日才会到外面的中餐馆吃吃中餐。闲时也会坐轮椅到海边看看海,散散心。
后来我大伯和大伯母身体已经比较差了,经常会和留在台湾的亲戚通电话,希望我们去看看他们。但是因为相隔很远了,不像在台湾时一大家人容易相聚。他们最后一次跟家人通过电话,就是2000年。之后,大伯母赵一荻去世,对大伯打击很大,大伯母都去世了,大伯还拉着她的手不愿走开,失去了照顾他几十年的老伴,大伯只能一个人寂寞度日了。2001年10月大伯张学良也在夏威夷去世,之后与妻子赵一荻合葬一处。
我想他们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回一趟大陆。中间大伯一度连机票都买好了,台湾也一路开绿灯,所有人都认为一个老人落叶归根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他也表示他不会再发表任何政治言论,所以台湾这边都同意让他走,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买好的机票也作废了。
大伯母赵一荻对祖国大陆也非常向往,小时候常常跟我们讲有机会你回去看看这个家到底怎么样了,那边有很多他们快乐的旅游经验,她都在画作上画出来。所以当她过世以后,我作为晚辈就有一种想法,她的人是回不来了,心愿一直未了,我只能把她亲笔画的画带回来,她若在天有灵的话,也会感觉到她回来了,这是我最大的初衷,让大家知道她的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这次画展选择在天津?因为我大伯父与大伯母的恋爱就是从天津开始,以后我还将把画展办到北京和上海,因为这些地方都有他们曾经的足迹,我想这也算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笔者按”部分参考资料:窦应泰:《张学良遗稿》;黄伟芳:《梨花海棠相伴老:张学良与赵一荻的情爱世界》;缪平均:《解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
口述
张闾实 采访、整理
周斌
...... 阅读完整内容请先登录: 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