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付看病行不 看病为何要找熟人 不找行不行

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工作的李大夫,每次电话响,一看是老家的陌生号码,心里就有点紧张——“估计又是托我找关系看病的吧。”尽管这样的事李大夫早已习惯,但她多少还是有些压力。老家的人来看病,能帮肯定要帮,但这意味着要“加塞挂号”、“加塞做检查”,自己也要频繁地去求人,有时还要去求在其他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协调关系。

她曾经提示一个并没有急病的老邻居按正常程序在网上预约,但发现不被理解,“会被认为在推托,无情无义。

” 找熟人好看病,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人们普遍认为,没有熟人,看病特别是在大医院看病会很难,找到了熟人,更顺畅、更安心。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患者在看病时,会特别反感那些找了熟人、被医护人员直接带进诊室的人,有时还会产生冲突。

看病为何要找熟人?不找熟人行不行? 挂号难、等候时间长,是人们看病时热衷找熟人的主要原因。 6月18日,记者来到北京市一家口腔医院。早上8点半,挂号窗口上的屏幕显示,大部分科室的号已经挂满。

记者拨打114进行预约挂号,询问热门科室牙体牙髓科的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科室的号源3个月内已经约完了,两周内的专家号也约满了。记者问了其他3家三甲医院的号,3个月内的号也已经约满。

坐在一旁的一位女士这时忍不住告诉记者,她前一天来挂号没挂上,今天凌晨5点就来了,终于挂上了。 挂不上号怎么办?多数人不会主动放弃,而是四处出击找熟人,甚至医生都会这样建议。由于“全国人民上协和”,协和医院的专家号历来“一号难求”。

微博红人“协和急诊女超人”于莺,就曾在微博给大家挂号支招,第一招就是找医院内部的熟人。 希望找更好的医生进行诊疗、享受优质服务也是人们托熟人看病的原因。在北京市海淀区工作的小莹,去年婆婆住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时托了熟人,找到院里据说技术最好的医生做了手术,“这让我们很放心”。

但是,今年小莹妈妈双眼做白内障手术时,第一次做左眼没找人,做右眼手术时找了人,后来第一次手术的左眼出了些问题,小莹觉得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没找人。

许多大医院工作人员不管什么岗位,几乎都帮熟人找过医生。就连跟医疗工作沾上边的人,也都在一天到晚帮熟人找医生。学者姚澄几年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任职时曾进行过调查。

他发现调查对象中一半都托过人看病。托人看病的主要原因有4方面:对自己占有了超过平均社会资本的一种社会认同;医患信任缺失,导致病人需要通过受托人才能找到可以信任的医生,避免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方便自身就医行为,减少就医过程的时间成本,使就医变得便捷省时;希望受到最优质的医疗服务。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认为,托熟人找关系看病的患者,总是希望能找到经验丰富的专家“一锤定音”,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熟人,让医生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更仔细的检查。

“近年来,我国慢性疾病呈现井喷式发展。根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监测,各种慢性疾病患病数已超3亿。脑血管疾病、冠心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常见、多发病,这些疾病需要在诊治条件好的医院、具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医生才能确诊。

与此同时,各地医院的门诊、住院量大幅度增加。如2012年全国医疗机构门诊量比2007年增加50%,达到近70亿人次;住院人数增长了1倍多,接近1.

7亿人次。而医院医师数、病床数并没有明显增加,专家数量增加有限,优质医疗资源仍较稀缺,这也是重要的原因。” 托人的是不是病情更严重、时间更紧迫? 有媒体所做的调查发现,18%的人不论什么病,只要看病都想找人。

这意味着,托人的患者的疾病不一定需要优质的专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占用了本应给更需要的人的优质资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陶红兵及其课题组,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4省市各级医疗机构3000多万人次的就诊数据分析和测算,发现80%的门诊和住院患者看的病都是“小病”,即使在最高层级的三甲医院也是如此。

他认为,这些小病都不需要去大医院看,更不需要找人,二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都能提供所对应的医疗技术和服务,而这些医疗机构看病的人较少,看病比较容易。

饶克勤认为,有病就托熟人、找专家,没有关系就不去看病,这样只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不利于看病难问题的解决。

托熟人看病,效果一定都如愿吗?刚做妈妈不久的小周和小杨原先都属于18%里的人,产检的时候两人都选择了一家有熟人或熟人打过招呼的医院,但“托熟人看病”给小杨和小周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

医院在西边,而小周在东边住,每次产检小周都要穿越城市,为此小周的丈夫一直抱怨不止。而小杨则嫌这家医院虽有熟人,但待产房条件太差,生产的时候丈夫不能陪,自己一个人扛下了痛彻骨髓的产痛。小杨觉得为了傍上关系,付出这样的代价不值。

在许多人看来,托了熟人找到的医生,一定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医生究竟怎么想?记者采访了北京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医生,他几乎天天被患者盯住,经常受托帮人看病。但他明确表示,不论是不是托关系来的患者,都会按正常程序来。

一方面,“医不自医”,即一般认为医生不能去医治自己的家人、朋友,因为感情因素会干扰诊疗思维。另一方面,“每天要看大量的病人,还有其他诸多事情要做,总是加入大量的熟人号,对医生来说就更累了”。

他认为,在看病的问题上,不按规则办事、喜欢走捷径的观念和习惯,也在影响看病难问题的解决。患者应该和医疗系统、制度相互配合和互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医生承托为人看病对医生本人来说存在负面作用:患者在托人看病过程中往往省略了若干正常诊疗流程,使医生无法正常安排常规诊疗工作,打破了医生的正常工作秩序;医生在此过程中出于对受托人和患者的特殊考虑,自身的诊疗习惯和诊疗自主性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使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可能被削弱。

托人看病一方面产生于当前的看病难问题,但另一方面,有违社会公平原则的托人看病行为又使许多患者看病更加困难,形成了恶性循环。

构建人与人之间的新型信任关系,实现找不找熟人都是一样的效果 近年来,为解决“看病难”问题,我国医疗系统大力推进改革。全国各地医院都开展了预约挂号,在便民就医方面有了很多改进。即使是全国人民集中看病的北京,各大医院都留出大量号源可以预约挂号,除个别知名医院外,基本能够约上。

哪怕像协和这样知名大医院,有些科室的号每天也能在窗口挂上,比如儿科等。还有一些设立医事服务费的医院如北京朝阳医院、友谊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由于专家号价格提高,去看专家号相比之下反而更容易一些。

但是,仍有大量的患者对这些渠道视若无睹,甚至不去尝试,而去一味托人看病。 事实上,漠视正常规则,喜欢走捷径,并不是单纯发生在医疗领域。

有社会学家指出,这是中国长期处于“熟人社会”导致的情况,在其他诸如上学、找工作等领域,同样存在大量托人现象。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细化而来的“陌生人社会”,并没有完全改变人们凡事找关系的既有思维模式,办事先找人,有人好办事,仍是很多人的社会生存法则,因此造成了许多新矛盾。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分析说,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已不能简单用“熟人社会”来定义。“熟人社会”是在血缘、地缘关系上发展起来的网络化社会,这种状态下的人们几辈子都住在一个地方,网络稳定性强,信息透明度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放心关系”。

如今,人与人之间已不再是典型的“放心关系”,但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并没有完全撕裂。

现代社会虽然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人们也不会一辈子住在一个地方,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仍然建立在同学、同事、朋友、战友等关系基础上,仍然处在网络中,这种社会形态不同于组织型社会,后者更倾向于高度分工化的市场社会。

而在社会学意义上,市场就意味着陌生人的交流与交易。 他说,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对陌生人社会中如何沟通仍然不太了解,难以彼此信任。因此,虽然社会上已经有了大量办理日常事务的机构,有规范的制度来确保办事效果和有没有熟人都是一样的效果,但是人们仍将其定义为与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属于“不放心关系”,人们还是不想走出原有的同学、同事、战友等的熟人关系网。

而看病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日常生活中较重要的事情,将这样的事情放入市场化的陌生环境中来解决,又属于完全信息不对称的交流,很容易出现对交流对象的不信任。如果认识医生,那么信息真实性会有所增加,减少信息不对称。

“要让人们遵守规则,不找熟人看病,就要使人们确实感到找不找熟人看病效果都一样。”翟学伟认为,虽然完善相关制度可以减少“熟人社会”带来的不良现象,但是关系网络的作用仍然在发挥,这就会让制度的执行大打折扣。

只有当制度的执行能做到是不是熟人来看病都是一样的效果,人们逐渐意识到熟人关系没有用时,才能真正使规则正常运行起来。这提示,当前医疗体系的改革还有大量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摘自7月5日《人民日报》李红梅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