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君武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的华国锋 "两个凡是"是其最大败笔

在舆论方面,报刊发表了一些澄清是非,促进生产,要求推进现代化的文章,有利于经济战线拨乱反正。

1977—1978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恢复和发展。当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

但是,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痼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

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矿产资料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由于这个高指标过于不切实际,当时就被讥为“新的大跃进”。

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报告和《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比如,要求到20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这是近乎痴人说梦。

同时,规定的具体经济指标过高。比如,到20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

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如:“到20世纪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实际上,到1997年,还只有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庆。其他油田当中,产量最高的也是年产1000多万吨,哪有“十来个大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原油产量才1.5亿吨左右,钢产量也刚刚突破1亿吨。

更为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是由于在邓小平领导下,大胆实施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些成绩已经使全世界瞠目,被称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了。由此可以想见,在1978年那个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按华国锋的“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怎么能完成那么高的经济指标呢?

华国锋提出的“大跃进”指标,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曾提出慎重一点,再研究一下,不要匆忙拿到人大上去通过。但华国锋不听,坚持把没有经过论证的《十年规划纲要》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向全世界宣布”。

与毛泽东时期1958年大跃进相比,197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新特点。这就是加了一个“洋”字,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过多,与我国当时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引进是完全必要的,是好事,但是要有消化能力,要讲效益。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只签了一部分,如果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由于有了这个新特点,所以人们把这次大跃进又叫“洋跃进”。

头脑发热的结果,是到1978年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

一、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这在当时缺吃少穿、日用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苏联模式”。

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负荷能力。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40.7%。

三、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6%。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仅占17.4%,这个比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低十个百分点。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国家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

经济工作中传统的“左”倾发热症,给新时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失误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