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的后代 易代之际荣德生的人生选择
1948年秋冬,大陆时局混乱,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腐败不堪,而中共百万雄师却从东北、平津、山东一路南下,即将饮马长江。在江南工商名城无锡的县城中,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首户”的代表人物荣德生及其庞大的家族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选择留在家乡,还是将工厂、资本迁移至海外发展。
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不愿去国外做白华,还想为家乡发展继续出力,但对中共渡江后的经济政策却不甚清楚。那么,易代之际的荣德生对于去留的具体考量有哪些,其背后的价值支撑是什么,最终结果究竟如何,本文将对这段历史一步步进行讨论与揭示。
荣德生的成长与无锡的经济地位
民族工商业巨子荣德生1875年出生在无锡县城郊区的荣巷,9岁入塾读书,在他父亲的安排下,15岁到上海的钱庄学习做生意。19岁随父至广东任三水县厘金局帮账。1899年,任广东河补抽税局总账房。1901年荣德生与兄荣宗敬等人集股在无锡合办保兴面粉厂,一年后改为茂新面粉厂并任经理。
1905年与兄宗敬等7人集股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先后任经理、总经理。1915年4月起,荣氏兄弟联手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创办申新纺织一厂至九厂,荣德生兼任管理最佳的无锡申新三厂经理。至年,荣氏兄弟共拥有12家面粉厂和9家纱厂,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成为中国资本最大的实业家之一。
抗战爆发后,哥哥荣宗敬因受到战乱的影响,于1938年2月在香港病世。荣德生主持的荣氏企业在抗战中依然在上海孤岛、危城武汉和内地宝鸡、重庆、成都等地坚持生产,支持抗战。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一心想扩大企业规模,为战后经济恢复做出贡献的荣德生,一边积极着手恢复茂新、申新系统的企业,一边于是年11月,在无锡成立计划宏大的天元实业公司,并先后创办天元麻纺织厂、开源机器厂、江南大学。
荣氏兄弟年轻时在上海钱庄做学徒,“看到洋麦、洋粉进口无税”,“怵然于欧美经济政策侵略之繇”,认识到欲“塞漏卮于先机”,必须创办实业,而“衣食者,生民之命脉”,中国“欲望培其根而植其本,非多设面粉厂、纺织厂不为功”,遂于1900年集资创办无锡保兴面粉厂。
荣宗敬晚年云,“吾创此基业,非以己也,为外人经济侵略之可畏。吾不忍坐视国家经济沦溺绝境,因尽吾一分忠实之心,作一分忠实之事业”,荣德生感慨其兄宗敬“一生营业,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恃有充实之精神”。
由上可见,荣氏兄弟办厂的价值取向是多重的,金钱不是其唯一的目标。这也符合1896年父亲荣熙泰病重期间,荣德生回乡探病,给他留下一生为之奋斗的家训:“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
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要实现父亲的期望,荣德生不仅要办好企业,而且要具备相当的有牺牲自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
在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背景下走向成功的荣德生,自然受到成长环境的刺激,自称是个“事业迷”,办工业贡献社会是他一生的嗜好。荣德生一生最希望的就是有自由、安稳的营商环境,让他办厂兴业,以达到他“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之目的。
乡土资本家荣德生留锡的原因
1948年秋冬至1949年初,势如破竹的解放军渡江南下已是指日可待。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以工商巨子荣德生,以及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为首的无锡工商界人士,不论是出于对国民党经济政策和腐朽溃败的不满,还是因为对中共没有信心,他们都不得不重新面对时局,选择未来。
显然,工商“首户”荣德生之个人选择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对于其他观察风向的无锡中小企业主、甚至包括沪宁线的工商业者来说,是最重要的风向标。
在笔者看来,荣德生为首的,包括程敬堂、钱孙卿、薛明剑等无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愿去国离乡的具体原因,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爱国为民为家乡出力,是他们自小就受到的传统熏陶。他们开工厂做生意,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发财致富,更重要的是能为普通百姓提供一份工作,为家乡、国家做点事情,正如荣德生父亲荣熙泰的遗训“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
就荣德生个人来看,他虽然是工商巨子,但发财后的目标并非追求豪华生活,其日常起居很简朴。对于家乡无锡的地方事业,如修桥铺路,投资办学却花费巨大。“德生六十岁时,私斥巨资”,于1934年建成蠡湖宝界大桥,“桥长有六十大洞,宽广可汽车对驶”。就此来说,荣德生是开办现代机器工厂的资本家,但更是无锡的乡土资本家。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喜欢善举的荣德生对战后复兴计划很多,但其核心是“积极办厂”,他认为设厂兴业,经济发展,是解决“举家可无冻馁、各业皆能兴旺”的根本之策,故而当时荣德生虽已70岁,但他仍说,“余年虽老,雄心未死,惜世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时若健,此志不改”。
而一旦搬厂离去故土,就不能为家乡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将失去提升中国工业力量的可能,更谈不上再次“大举创业”以抵抗“欧美经济政策侵略之繇”,实现其“事业迷”的理想了。
荣氏的好友程敬堂从16岁开始“习绸布业”,一辈子“殚心实业辟衡茅”,就是要实现其“衣被万家”的工业梦想,如果一旦离开大陆,何来“衣被万家”。而钱孙卿作为长期统领无锡商会的会长,一旦离开无锡资本家群体,将会失去用武之地,没有服务对象而无事可干。
显然,迁厂迁资所引发的结果,将完全与他们做事业的目标、人生的价值追求相悖。因而1948年11月荣德生阻止申三拆锭迁台时,公开声明,“余表示决心留在祖国,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要求将正在拆运的机器“已拆卸者装上,已下船者搬回”,“当时虽有人劝余,政局不稳定,宜审慎考虑,为自己打算者,余不听”。
笔者认为荣德生不愿意迁厂的直接原因是爱乡爱国,如果迁厂关门,仅申新三厂就将有“3000多职工”会失业,靠他们养家糊口的数万家属亦会生活困顿。“迁厂即破财”的观点固然有抗战期间公益铁工厂搬厂机器散落,导致企业损失大半的历史教训在前,但在此时亦是荣德生的人生智慧,他以这个理由来应对和堵住要他迁厂的各方的嘴,则是最合适的说法了。
荣德生为家乡出力是有长久的计划和多面的考虑的,“有余顾族及乡”并非只是表现在易代之际搬迁企业上,这点从《人道须知》一书的出版即可管窥一二。2015年是荣德生诞辰140周年,荣智健为了纪念先祖,重新刊印了由陈文源教授点校的《人道须知》赠送社会各界。
这本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焦虑于当时社会只重视人才教育,而忽视公民教育而编写的。荣氏深知,“缘幼童入学,一秉天性,而各有长短厚薄之不齐,端赖学校课本,教师训言,教之导之,使短者引之以长,薄者培之以厚”,然后才能够“基本稳固,他日循正轨以至成材,家可以齐,国可以治”。
为此特请专人编写出《人道须知》,内容为阐明传统美德和倡导道德修身,先后刊印三版,免费捐赠给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以弘扬道德文化,并鼓励翻印。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与荣德生相知最真的薛明剑曾有如此评价:“德生先生,当经营事业之余,尝思国家之富强,事业之发展,全恃乎教育。”(《人道须知》,第5页。)
第二方面,荣德生为首一些爱乡资本家内心是不愿到国外去当“白华”的,对于自己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培养很关心,对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重视超过对享受物质财富的追求。1949年时,荣德生74岁、程敬堂64岁、钱孙卿62岁,都到了耳顺古稀之年,且三人家中都儿孙满堂。有子女侍奉照顾,享受天伦之乐,百年终寿故乡,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年人最普通基本的愿望。
荣德生向来对家庭添丁及培养子女极为重视。《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每年必以家中人口增加的情况来开篇,如1934年纪事开篇是“长房三孙智鑫生,二房四孙智祥生”,1943年则是“三房生一男,名智俭,已望子矣。两年中,三、四、五房均生子,房房均有,为之快慰”。1927年,他就为自己的子女专门在梅园豁然洞设立读书处,1941年计划战后另创的“天元公司”,计划“余任总经理,七个儿子副之”。
商会会长钱孙卿,在去留问题上的考虑上与荣德生是相似的。笔者在不同时间地点采访过的钱孙卿的后代都曾不约而同地说,“钱孙卿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无锡”。抗战初期,抱着“不有留者,何有去者”之识见的钱孙卿就表示,“守土的士兵,可以奉命撤退,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祖宗丘墓所在,怎能弃之如遗?”现在最困难的家国沦陷时期都已过去了,还用担心同为中国人的中共来解放无锡么?而一旦到海外成为寓公,他再无法以“商民保姆”为家乡人服务。
第三方面,乡土资本家们对国民党已经失望,对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方针抱以希望,期望政权更替之后,未来能在无锡开设更多工厂,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家乡人民。
在荣德生坚持不搬厂的决定下,1949年2月日,主持上海总管理处的荣尔仁由“申新二、三、五厂总处致上海区分处代电:上海区经协理鉴:密。迩今时局动荡,本总管理处今后方针,以维持原有局面为原则。过去决定迁往广州、台湾、香港之各厂物资,应一律从早出售或搬回;其他如各厂之对外投资,亦应设法清理或出让而资减轻负担。
用特电达,仰即迅予妥善遵办,并将办理情形详报备查为要。”荣尔仁此举,既有受其父的影响,也是他自己举棋不定的反复,不过其客观后果是遏制住了荣氏家族的迁厂迁机器的势头,为荣氏企业保存了解放后复原生产的实力。
对于抗战后中共解放区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荣德生等资本家上层人物除了秘密地从中共地下党员高山、薛禹谷、杨汗等人的介绍,以及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这些文章得到消息外,他们并非一无所知。在其阵营中,荣氏集团的薛明剑、章剑慧是对中共解放区的经济较有研究的。
1946年,章剑慧请张锡昌(原《中国农村》主编)在上海建立了经济研究室,编写资料,介绍解放区的工商政策,寄给上海工商界人士,对稳定人心,迎接解放,起到不小的作用。
再如对于中共宣传的“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1949年3月中旬,由薛明剑控制的《江苏工业会会务通讯》,公开发表了《解放区之工业政策》一文,对于苏皖边区和冀中解放区以“公私两利,劳资两利”来制定“工时与工资”的现象,文章表示肯定,认为这样做,“既规定提高工人工资,保证工人的一定程度生活,又保证工人遵守工厂规则,劳动纪律,使资方又有一定利润可得”。
文章对此持非常同情的态度,并进一步强调:“工时与工资的规定恰当与否,同时也影响工人的工作情绪与工人生活,这是关系劳资双方必需适当处理的问题”。
这种观点与薛明剑一直主持的“劳工自治”、荣德生的“优容之道”有暗渠相通,其实质就是调和劳资矛盾,这与薛氏在解放前就对“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抱以接受态度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1947—1949年,在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与军队节节败退的历史背景下,爱国爱乡是无锡乡土大资本家们没有迁厂的核心原因。而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离开家乡,他们的余生能否过得很有盼头呢?在中共统治下,他们还能有多少“控产权”呢?是否有机会继续为家乡做更大贡献呢?面对这些未知数,资本家们最需要做的是:摸清中共的对资本家的政策底线,搞清楚未来统治无锡的政治人物的意图,再做最后的决定和选择,这不仅是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做出抉择,也是为这个以工商著称的江南名城做选择。
钱钟汉的苏北之行与荣氏之抉择
对于荣德生们的担心,中共在山东、苏北地区的领导陈毅、陈丕显、管文蔚等人,通过地下人员的工作也是有所知的。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数枝来自中共阵营的橄榄枝,在此时也从不同方向悄悄伸向了这些翘首以盼的资本家们。先后有奉命从上海调回无锡江南大学工作的薛禹谷、无锡城工委书记高山、华中二地委打入无锡县政府的杨汗等地下党员,从多个方面对薛明剑、荣德生、钱孙卿等人展开统战工作。
1949年2月17日,受荣德生之托,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的次子钱钟汉不顾生命危险,代表接受中共邀请,作为荣德生的私人特使,与袁鹤皋等一起代表无锡工商界北渡长江,赴苏北观察中共新解放区的情况,并与中共华中区的领导进行了首次政治交往,以为无锡大资本家对解放大军渡江后的去留问题提供参考。
钱钟汉经扬州等地到高邮,后又只身赴淮阴中共解放区做“探春”之旅,一路了解苏北解放后城乡的状况,2月18日到扬州后,观察到“刚解放不久”的扬州“大街上看到行人熙熙攘攘,一片安定欢乐的景象”,与江南“愁云笼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钱钟汉去拜访父亲钱孙卿的朋友“扬州著名绅商周谷人”,周说扬州解放后“解放军的纪律严明和对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爱护,是历来军队所未有的;共产党对工商业也确实是保护的”。
钱钟汉到达淮阴后,先后与中共华中工委管文蔚、陈丕显、包厚昌、杨帆等领导同志进行了三次谈话,最后就无锡资本家配合无锡“解放的具体事情”达成协议,具体为:“1、国民党逃跑时,由他们(地方人士)维持社会秩序;2、所有工厂都要保护好,不准破坏;3、我军过江时不能多带粮食,部队所需的2万担粮食,请无锡商界负责筹集;4、旧的机关工作人员不要跑,保护好文件等资料,俟我军过江后移交人民政府”。
钱钟汉离淮之前,陈丕显还征询他对“党的希望和意见”,钱钟汉说国民党让“老百姓受尽了苦难”,希望“共产党在打定江山以后,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陈、管二人听完“相视而笑”,并表示说,“请钱先生放心,我们共产党决不会辜负朋友们的期望,决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共产党的事业,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只会一天天兴旺,决不会垮台。
我们对此是有足够信心的”。经过对新解放区的观察,及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钱钟汉虽然也产生了“共产党进了大城市是否也能够管好大工业”的疑问,但毕竟解放区与原来国民党谣言中的形象并不相符,他“心里的种种顾虑打消了,高高兴兴回无锡去了”。
钱钟汉回锡后,将中共华中区领导管文蔚的口信:“荣氏的要求是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是一定会办到的”,带给了无锡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少量扩散给了无锡、上海社会的上层工商界精英人士,由之最终促成了以荣德生等为首的,包括程敬堂、薛明剑、钱孙卿等锡籍工商界主流人物,做出留在大陆的历史选择。他们最终决定不仅是自己留在国内,而且包括一家老小,以及大量工厂和资金都留下来,继续生产,为乡梓造福利。
1949年大陆政权易代之际,中国民族工业首户的代表人物——荣德生最终选择了留在家乡,等待解放军渡江解放苏南,准备将来与中共一起合作建设和发展新无锡。这可谓是“事业迷”荣氏一生中“个人英雄主义”气质最重要的一次表现,这样的选择,一如他自己早年悬挂在梅园诵豳堂的一幅左宗棠的对联所述:“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高处立,就平处坐,从宽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