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夫人 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的浮沉之路差点成接班人
人所共知,“文革”中“四人帮”不可一世。作为“文革”中的“红人”,纪登奎不可能超然物外,他与“四人帮”必然存在某些联系,乃至追随。正因如此,许世友甚至说纪登奎是“造反起家”,“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据《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披露,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过这样的话:“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和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纪登奎对“四人帮”确实有所追随。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纪登奎,但对他仍是信任的。纪登奎对主席的指示也仍是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如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邓”时,纪登奎说:“小平同志是旧病复发,没有吸取1966年的教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抓好革命的方方面面,而是继续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纠缠不清,以后,小平的问题升级了,也是由此而来的。”
纪登奎虽然有时紧跟“四人帮”,但和他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华国锋被确定为接班人后,纪登奎表示拥护。在讨论毛远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华国锋,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说:“真是人走茶凉,主席尸骨未寒,连纪登奎都敢和我们顶嘴了。”
纪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作风等方面与“四人帮”确实有不同之处,后来“四人帮”也把纪登奎视为异己,有时不仅排斥他,甚至诬陷他。所以,有人说“纪登奎与‘四人帮’不是一路人”,此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纪登奎与“四人帮”产生了一些矛盾。
1974年,紧随“四人帮”的迟群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批林批孔”大会上讲话时,除讲了“批林批孔”,还强调批“走后门”问题,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刘冰不赞成这个讲话,同时对迟、谢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风不满,矛盾很深。
纪登奎的一个女儿在清华大学上学,她关心政治,觉得迟、谢的讲话与中央的8号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后就把迟、谢的讲话内容向纪登奎说了,还问纪登奎:迟群、谢静宜的讲话和中央8号文件,哪个对?纪登奎立即明确表态:迟、谢的讲话是错误的。
他还告诉女儿: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毛主席已经批评。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要求将毛主席的批示下发,但江青、张春桥提出要保护青年干部,文件不下发,只在中央8号文件中“点一下这个事”。纪登奎的女儿回学校后,把父亲说的话告诉了刘冰。
刘冰与迟、谢二人斗争的信心更足了。后来毛泽东批了刘冰,并由此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纪登奎虽然侥幸没有挨批,但“四人帮”与他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甚至对纪登奎横加诬陷。
吴德1993年在回忆中说:“1975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从那以后,毛主席就很少见江青了。为了摸毛主席的情况,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拢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给张玉凤送礼,把张玉凤请到钓鱼台吃饭。
席间,动不动就对人兴师问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议论起政治局的同志,她对张玉凤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张玉凤回来就把江青的这些话向汪东兴汇报了,她请示是否把江青的话上报毛主席。汪东兴说这个事情不要汇报,有关中央负责同志的情况,不要听江青乱讲。”“对于这件事,汪东兴曾经向我谈过,提醒我注意。”
江青公然诬陷纪登奎是“苏联特务”,这个“帽子”的性质和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反映了江青对纪登奎的怨恨。纪登奎听到这个情况后,与江青的矛盾自然进一步加剧。
1976年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由于纪登奎长期担任河南省领导职务,到中央后又兼任一段时间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所以他与河南省委的干部常有接触。纪登奎曾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让他们注意“四人帮”,与“四人帮”划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开会。华国锋、叶剑英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大家发言时,纪登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个决定。
尽管犯了某些“文革”错误,伤害了一些老干部的感情,但纪登奎有时也冒着风险为老干部说几句公道话,甚至向毛泽东坦诚地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毛泽东面前的一次“唱反调”】
1980年春,纪登奎已受到批评,做了检讨,并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就在纪赋闲在家、门可罗雀时,已获平反的李雪峰登门拜望。李雪峰见到纪登奎,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哟,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纪登奎如何“胆大”?唱了什么“反调”?
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党史博览》2008年第5期)披露,“文革”前,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1966年5月,“文革”正式开始了, 6月1日,中央宣布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李雪峰一度成为政治明星。“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可是不久,李雪峰卷进“路线错误”之中。当时,毛泽东对他还是眷顾的,所以李雪峰虽离开了北京,但几经折腾,仍被“结合”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九届一中全会上,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李雪峰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所谓“华北组简报”事件。当时,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签发了华北组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
这本来是正常的工作,但两天半之后,“华北组简报”一下子成了严重问题。而且“上纲上线”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反革命简报”。于是,李雪峰又一次陷身政治斗争的漩涡。
针对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三大措施”,展开检举、揭发、批判、追查“华北会议”的问题,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军区。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8年的牢狱之灾。
庐山会议后纪登奎更受重用,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九一三”事件后,纪登奎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李雪峰的问题自然归他管。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纪登奎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
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纪登奎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毛泽东听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纪登奎曾给儿子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
也有资料说,十大前夕,毛泽东提出把李雪峰当作林彪的同伙处理,政治局讨论时认为不妥,建议周恩来去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建议纪登奎去。纪登奎反映后,毛泽东表示不屑再考虑,只说“不能原谅他”,坚持将李雪峰开除出党。
纪登奎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后来听说了此事的李雪峰仍心存感激。当一个人在蒙冤负屈的困境中,人们纷纷远避甚至落井下石的时刻,有人敢于说一句公道话,这是非常难得的。李雪峰的登门造访,无疑使冷落在家的纪登奎感到欣慰。
对当初李雪峰获罪的“华北组简报”,纪登奎说:“是啊,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然而,纪登奎这番实事求是的话只是他后来回首往事时的“自言自语”。如果当时他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如此直抒己见,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林矛盾加剧,林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说明,毛泽东在考虑下一步由谁来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时,确实曾将纪登奎纳入视线—当然,毛泽东最终选定的接班人是华国锋。
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纪登奎的一生,折射出建国后20多年间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其进退沉浮的传奇经历,让人至今思来仍感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