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简历 《历史深处的徐永昌》阅读答案
历史深处的徐永昌 徐永昌,这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签名。 1945年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东京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在58岁之年,徐永昌登上了人生最高点,留下了千秋万岁名。 二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到了现场,记录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
有记者请徐永昌对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在举国欢腾之际,这番话有点不合时宜。
5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东京湾受降后,胜利并没有让徐永昌开怀许久,在他心中,有着各种忧虑。
抗战时目睹国军各种败仗,他总结原因为国军“训练太差,风气太坏”;在东京受降后,他游逛日本,发现当地即便遭到美军轰炸,但日本警察依然守岗如常,民众肃然有序,当地报纸直接报道投降之事,并不掩饰。
对此,徐永昌感慨地说:“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矣。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作为将领,徐永昌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他一直是帮人“打工”,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职业经理人”。
在这个位置上,他“义”字当头的士人作风,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
归附阎锡山后,徐永昌认为中国不需要内战了,于是自解兵权。做了山西省主席后,他的旧属建议重组旧部军队,或者在重要机关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的实权。
徐永昌一口拒绝了,“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们亦万不可办喜事”。他没有乘人之危,令山西保持了稳定。 无论是立身还是治军,徐永昌都显得相当严正。
他终身不吸大烟,并且连纸烟都不碰。约束部下也一样严,在他的军队中,绝对禁赌、禁大烟、禁扰民。不过,严正不意味着谢绝性情。比如他在军中并不禁止部下喝酒,理由是人到了20岁以后,就很难有“天 人交泰”的状态出现,要达到这种状态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学问,一是靠饮酒。
但学问修养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难,而饮酒是最方便的途径。 徐永昌身上的士风,使他赢得了各巨头的尊重。
他告诫内弟刘步瀛:“要决心在社会做事,必先拿定个帮人的主意,与人同事,必决心不做第一个露脸人。”他并不认为位居他人之下是坏事。
有一次,他和人讨论何为人才。有人认为“居人下者无人才”,徐永昌不同意:“人生短暂,是否人才,何能以一时权位衡量,要能在历史上认定才算。我们读史,至伊尹放太甲,周公辅咸王,试想他们君臣之间孰为人才,或者说何者才高?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未得其位,而史迁称之为‘至圣’,后代帝王尊之为‘先师’,民间社会奉之为‘素王’,岁时祭祀,庙食 千秋。
假如当时有人以其无权无位,谓非人才,岂不大谬!” 徐永昌也拥有“内行修谨”的质性。
1916年,他开始记日记,此事一直持续到晚年。《徐永昌日记》成为民国高级将领留赠给今人的珍贵史料,为史家注目。为何要记日记?徐永昌说;“记日记不但可以保留自身之经历,亦所以端正一己之行谊。
这两年每觉范文正公‘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已之心恕人’二语,只要其前一句即足,后一句似多事,盖此心既意识到恕人,即恐难于持久,终不免有不恕之一日。
余本常人,只知求其在我,尽其天职,凭其良心,做其所应做的事而已,他非所敢知也。” 徐永昌的饬身之道可以归结为两句话:“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反求诸已”(《孟子》)。
1930年春节,他和续娶的妻子给恩人徐椿龄拜年,见面时,妻 子向老先生鞠躬,而徐永昌则行跪拜礼。出来后,妻子怪他为何不早说要行跪拜礼。他告诉妻子,行礼但求各自心安就行了,不一定都要跪拜,而自己行跪拜礼是因为一直以来都这样,不能因为有了妻子而变化。
他的恕道还施及自己厌恶的人,例如张作霖。对于张作霖,徐永昌多年来没有好感,“因他多年是纵兵殃国”。但张作霖死后,他还是前去致祭,理由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证明他扰民乱国而绝不卖国”。
恕人的同时是严于责己。国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徐永昌立即向蒋介石连发函电,建议蒋介石压一下全国上下对这次大捷的庆贺势头:“军兴以来,失地数省,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将恐长人民浮嚣之风,而转为国际所窃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