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伦与戴笠 31 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与宋氏三姐妹齐名的谷氏三兄弟

在国民党“五大”、“六大”、“七大”会议上,谷氏三兄弟(谷正伦,其弟谷正纲,三弟谷正鼎)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三兄弟同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曾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谷门三中委、宋家三姊妹。”蒋介石曾给谷氏写了一副这样的对联:“一门三中委、天下第一家。”

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三兄弟是贵州省安顺大箭道人,谷氏为黔中望族,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其父谷用迁是前清举人。谷氏三兄弟既非蒋介石的“门生”、“故吏”,也不是蒋介石的同乡、好友,但是,他们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都被委以要职。

谷正伦不仅担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司令长达十年之久,在国民党内有“宪兵之父”之称,而且还曾先后任过甘肃省和贵州省主席,做过蒋家王朝的“封疆大吏”。谷正伦的弟弟谷正纲曾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行政院社会部部长等职务;谷正伦的另一个弟弟谷正鼎曾任过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

谷氏三兄弟都身居要职,都是国民党当政时期显赫一世的人物,但彼此来往很少。这是因为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三兄弟所处位置和职位的派系不尽相同,担心来往过密会引起非议。

花开三枝,各表一枝。

谷正伦生于1889年,字纪常,1905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后保送武昌陆军中学学习三年,这时,正逢清王朝选拔一批青年出国留学,他由此得以东渡日本,他先在东京振武学校完成基础学业,又到陆军士官学校炮校就读,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谷正伦因为对黄兴非常敬佩,回国追随黄兴参加革命,任汉阳总指挥部少校副官。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二师兼一旅旅长,率部北伐克九江。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参与了进攻南京雨花台高地的战斗,炮兵几攻不下,谷正伦因为学过炮兵知识,便亲自上阵开炮,发发命中目标,为攻占南京打开了缺口。

克城的当天晚上,震惊中外的“宁案”发生了,一时南京秩序大乱。蒋介石急令谷正伦担任第四十军师长。

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谷受命正式担任南京卫戍司令。1929年,谷正伦以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义,设立了宪兵教练所兼所长。次年,他又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宪兵司令部,充实宪兵教练所,扩建宪兵部队的建议.蒋介石很快批准了他的方案,蒋派谷正伦兼任宪兵司令。1939年任鄂湘川黔绥靖主任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任中清查户口,建全保甲,巩固抗战后方。1940年,调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1946年年底,蒋介石为了适应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又将谷正伦调任南京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1948年谷正伦转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在贵州省政府主席任期内,主持发行了问世最晚、流通时间最短的贵州省造的甲秀楼银元。

该币设计新颖别致,铸工甚为精湛,正面中央为贵阳有名的甲秀楼风景图,上环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字样,下环为“贵州省造”字样,在楼柱的右侧下特别铸了一个很小的“谷”字,该字很隐蔽,只有仔细察看才能发现;此“谷”字是谷正伦费尽心机策划的,目的是要显耀一下自己的家姓,以传播黔中内外甚至整个中华大地,这种银元存世稀少,已成珍品,现在只有在一些大型的银币拍卖会上才偶有露面。

1949年年初,蒋介石获悉云南省主席卢汉有准备起义的迹象,即在重庆召见谷正伦,任命其为“川黔援滇军总司令”,要谷正伦率领罗广文的十六兵团和十九兵团去攻打卢汉。谷正伦接此重任,受宠若惊、回到贵阳,他便在甲秀楼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

酒到酣畅时他说:“我这一生中有三件得意之事:一是我在中学毕业时考试成绩得了第一名;二是在南京雨花台打孙传芳、张宗昌时,我大显身手;再就是这次受委员长之命援滇。因为,历史上总是云南人打咱们贵州人(指辛亥革命后云南军阀三次入黔),这次我非要好好地收拾一下他们不可。”但是由于卢汉巧妙应付,云南起义成功了,谷正伦攻滇之“宏愿”没有得逞。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逼贵阳,谷正伦只身经昆明飞香港,又转飞台湾。1950年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1953年11月,谷正伦因胃癌在台北去世。他临死时说:“余随总裁三十余年,蒙特达之知,不得反攻大陆,实死有遗憾。”蒋介石对他深深三鞠躬并赞其:“忠诚爱党”。

二弟谷正纲生于1902年,字叔常,1921年考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次年二月转入柏林大学哲学系,改攻政治经济。1924年加入国民党,次年于柏林大学毕业。1926年奉国民党中央之命转赴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受训。

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委员,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4年改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任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主管社会工作。1938年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同年三月复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9年任行政院社会部部长。

同年六月以社会部部长身份任陪都(重庆)救护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渝期间,日机狂轰滥炸重庆,他亲自担任空袭服务总队队长。日本投降后,兼任接收委员会副主任,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参加由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主持的受降礼,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呈递投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