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旦华谈儿子毛远新

笔者(马社香):朱老,您和毛泽民只有毛远新一个孩子,和方志纯又没有再生孩子,怎么舍得把毛远新送到他大伯身边?

朱旦华:你一定看到社会上一些文章,有的说因为我再婚,有的诬蔑我跪倒在毛主席面前“托孤”,全都是胡扯。我和方志纯于1949年端午节在北京结婚,远新从南昌重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是1951年10月,与我再婚没有关系。至于“跪倒”“托孤”之说,连作者自己都承认,是为了更能吸引读者而编造的情节。

1951年9月底,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带远新到了北京。康克清大姐见到后,把远新带去了朱老总家。几天后,康大姐又带远新去看毛主席。在主席家里,远新和李讷年龄差不多,两个孩子在主席身边跑前跑后,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把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家中宁静压抑的气氛全打破了。

江青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地说:“自从岸英牺牲后,几乎没见主席笑过,今天是头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主席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把他留在这吧。”远新就留下来了。

笔者:1955年7月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您给毛远新寄过学费和生活费吗?

朱旦华:主席不同意,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的孩子。

毛远新回到我身边

笔者:“文革”十年中,您见过毛远新吗?

朱旦华:没有。由于“新疆叛徒集团案”我被审查了八年。我们一直没能见面。

我和杨尚昆1947年在西柏坡就熟悉。1988年3月,我给他写了封信,提出我的儿子在秦城监狱关押十多年了,身体不好,希望能让他出来得到及时医疗。杨主席对远新也很熟悉。我不知道杨主席收到信后有何想法,但很快看见他签署的“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的批示。

笔者:他知道“文革”中您和方老受迫害的经历吗?

朱旦华:知道一点。后来远新告诉我,大约是在1967年年底或1968年年初,主席要汪东兴带他到游泳池去见老人家。当时,主席对他说:“中央专案组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根据查到的档案证明,1946年从新疆回到延安的人都叛变了,包括你的母亲朱旦华和方志纯。中央已经决定正式立案审查。”

远新一听,当时就蒙了,心里很紧张问,我呢?我也是一起从新疆监狱出来的。主席说:“你一个娃娃,小萝卜头,没有你什么事。”

后来我问过远新,主席当时还说什么了,远新说就那么一句。那时他在周总理身边担任联络员。过了几个月,周总理找他去说:“中央决定你去辽宁工作,不再继续担任联络员。”并把一份刚刚印出来的中央文件递给他。那是中央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远新第一次看到他是省革委会副主任。

但是,那份文件中央的批语中,首先点名批判的是马明方。在远新的印象中,马明方是原东北局第三书记,东北局当时已撤销。远新在担任总理联络员期间,经手过辽宁的很多材料,并没有多少涉及马明方的事。

远新问总理:“在辽宁为什么点马明方的名?”总理说:“在中央专案组,马明方专案就是指新疆叛徒集团案。”远新说:“中央要我去辽宁工作,在辽宁又点名批判马明方是叛徒,我也是跟马明方一起从新疆监狱出来的,我怎么办?”

总理心里明白,远新嘴上说的是他和马明方的关系,实际上是说他和我及老方的关系,他到辽宁工作有不便之处。总理想了一下,说:“这样吧,在讨论有关涉及新疆问题干部时,你都采取回避。”然后,总理又笑着说。“其实,你到延安的时候,还是个娃娃,送进丑子冈同志管的中央托儿所嘛,没有你的事。”

远新后来就是采取回避的方式。在省委研究白大方同志审查结论前,他还打电话问过总理。总理心里明白,远新是找借口问新疆一案,实际是关于我和老方的结论。总理在电话中说:“新疆一案中央还没有最后结论……”

笔者:1975年,自治区成立20周年,毛远新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前往新疆的前一天,毛主席曾对他说:“你,代我在泽民的坟前放一束花。不要说。”中央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集体扫墓献花后,远新又单独去了次陵园,在他父亲的坟前恭恭敬敬献上一束鲜花。

朱旦华:远新后来又多次去新疆。1996年远新全家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2001年2月,远新年满60岁。结束了八年研究所工作正式退休了。所里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对远新所做工作做出很高评价。上海市民政局为远新办了烈属待遇,每年春节,区民政局和街道居委会都派人来慰问,在家门口贴上“光荣之家”条幅。

远新重新工作的单位是家国有企业。按照企业高级技术职称职工退休的标准,远新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后来涨到1600元。现在又涨到2200余元。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准备以南昌为主要居住地,照顾我。远新的女儿莉莉早已从上海大学美术设计班毕业,与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结婚三年了。小夫妻恩爱孝顺,使远新能够安心留在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