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成都过节 重温李劼人: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笔下

郭沫若曾经评价李劼人的作品:“几乎没入了忘却的深渊里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复活了转来”。李劼人作品以信史著称。今天的成都人,想要重睹那个特定时代的成都细节,真得有赖于李劼人小说中“史诗”般的记述了。

1959年12月的四川文史研究馆,一批学者欲集体写作《成都城坊考》,听闻这一消息,时任成都市副市长、分管文教的李劼人也动了念头,一番实地考察,他写下《话说成都城墙》。

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唤作新西门的通惠门、唤作新东门的武城门,唤作新南门的复兴门,只是“实”已亡了,而这些“名”说不定还会“存”将下去,若干年后,也一定会像今天的西顺城街、东城根街,人们虽然日夜由之而所,却想不出它为甚么会得有这样一个名称。

接下去,李劼人述说内姜街、椒子街等街名的由来与误读,将成都街巷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李劼人曾自谦地称:“只算一种民间传说的有次序的记录罢了。”而今看来史料的翔实弥足珍贵。遗憾的是《话说成都城墙》存世不全,第三部分“成都城并非张仪所筑”观点抛出之后手稿就遗失了。其实,早在1953年,李劼人在《成都历史沿革》中已详细记录成都三圈城墙的变迁。

“每日吃了饭后,便从西御街走进满城的大东门。果然是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这是小说《死水微澜》顾天成眼里的成都,也是李劼人留给成都人的百年记录。

1912年,李劼人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游园会》之后,写实主义就是他坚持的文风。1937年完成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从社会风俗史的角度,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成都为背景,记录了百年前那个巨变的时代,赢得“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的美誉。而他曾经创办过的《蜀风》、《风土什志》刊物,同样以忠实原生态的写实手法展示着蜀地的风俗人情。

“说句实在话,我向来认为李劼人不像作家,他穿长袍大褂,朝元布鞋,像个大商人、老玩家。”四川作家林文洵这样回忆。

李劼人女儿李眉曾经讲过,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天,穿着长袍的李劼人站在自家门口,几个小孩子从门前跑过,突然大喊:“地主,地主!”引得李劼人哈哈大笑。李劼人喜爱中式长袍的宽松,布鞋轻便好走路,“这样才舒服”,也是他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守。

成都岁月风貌,笔下随处可见,“从进东门城门洞,向西一段,叫中东大街和上东大街,足有二里多长,那就是显出它的富丽来了;所有各铺户的铺板门坊,以及檐下卷棚,全是黑漆推光;铺面哩,又高又大又深,并且整齐干净;招牌哩,全是黑漆金字,很光华,很灿烂的。

(《死水微澜》)”“茶铺,这倒是成都城内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来,一条街总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铺子上摆二十来张桌子;大的或在门道内,或在庙宇内,或在人家祠堂内,或在什么公所内,桌子总在四十张以上。(《暴风雨前》)”

“北京幸而有老舍,凤凰幸而有沈从文,成都幸而有李劼人。”有专家评说。2011年9月成都李劼人作品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教授李杰提出:“珍贵的是李劼人为成都、为中国所保存的这份记忆,是意象形态的记忆,而不是概念性的记忆。”

生活篇

“小雅”餐馆,特殊的流水“账单”

李劼人曾经做过报人、记者、翻译家、自由撰稿人,还经营过餐馆、办过实业。他对成都城池了如指掌,甚至惊人地记录了油盐柴米价格的阶段性升降。“别的专家可以专一件事,搞文学的得了解各方面的生活。”李劼人这样说。

“不出夔门无以成大器。”旧时蜀中才子,一旦踏出盆地并成了气候,则少有重返故里开拓事业的。李劼人,是个例外。1924年,李劼人从法国留学归来,再去到出国前供职的《川报》做编辑,写评论。后《川报》停刊,又到刚刚成立的成都大学执教,当时因与学校风气不合:“闻李劼人因预科学生拒绝作文事辞职”。

李劼人辞职不久,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借来三百元,在成都指挥街上开起了小餐馆。他博览诗书之余,还精于食道,谙熟川菜做法,法国留学又还学了一手法国菜。餐馆取名“小雅”,缘于《诗经·小雅·鹿鸣》,据说出自当时全国有名的政论家、新繁人吴虞之手。

“番茄撕耳最清新,当归汽鸡脍紫鳞”,“小雅”每周更换六道菜,菜谱都由李劼人亲定,由李夫人烹制。李劼人管记账,账却不是寻常餐馆的记法:某年某月某日买了何物,什么价钱,东西的模样,卖者的长相、装束,买卖者讨价还价的语言……即使是开餐馆,也是在记录生活的细节。可惜一年后的“小雅”,没有因“教授不会经营”的风言关闭,却因绑匪侵扰而歇业。

但李劼人融入生活的脚步,从不会停止。1924年李劼人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到成都,因机器纸张昂贵奇缺,曾经萌发了创办造纸厂的念头,期望“实业救国”。经一段时间奔走、筹资,他在乐山县创办了一个试验性的造纸厂,取名“嘉乐机器造纸工厂”。

办厂的经历,也是困难重重,李眉回忆:“大堆大堆的纸存放在指挥街寓所的后院,惨淡经营几年后,于1931年关张。”

1935年,川内对机器纸的需求增加,乐山一位商人觉得这个产业有发展前途,向纸厂投了资,李劼人重新回到纸厂。抗战爆发后,省外的纸不容易运销到四川,一时竟“嘉乐”纸贵起来。

对经营嘉乐纸厂的得失,李劼人在自传里却是不厌其烦,文字占据了自传的六成以上,可见参与社会生活的志向,在他是非常强烈的。

1933年7月,应老朋友卢作孚的邀请,李劼人到了重庆任民生实业公司民生机器厂厂长。在接任厂长之时,李劼人充满乐观理想:“第一桩事情,将来要办到全四川机械化,而且机械化的程度,要由各城镇普及到各乡间去……;第二桩事情,现在民生厂打算要办一个补习学校,让一般技师和工人每人都有读书的机会……”一年后的1934年夏天,刊载上述热情讲话的刊物遗憾地登载了下面的文字“六月二十日,民生厂厂长李劼人长假。”

抗战胜利后,国内民族工业受到官僚资本和“美援”物资的严重威胁,工厂纷纷倒闭,纸厂经营也是千难万险,李劼人不得不斡旋于工商界人士之间,“数年以来,算盘账簿,花面逢迎,吃铁吐火,更无法舞文弄墨”,却让他有机会深入成都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观察了不少官商勾结,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内幕,积累了不少素材。1947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天魔舞》,人物原型、事件背景,不少都取材于纸厂经历。

“我立意以写作小说为专业,学校找我教书,我一概拒绝,先写出了《死水微澜》,在中华书局出版,得到版税三百多元,足够四个多月生活费,其次又写出《暴风雨前》。”这是1956年李劼人自传里的一段话,除此之外,自传里很少提及他的文学创作。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还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成都自由集市自七月中旬开放以来,百货皆有……如菜油,已由每市斤四元二角,涨到六元以上。但因米价下跌,由一元跌到六角五分,而红薯亦由每市斤四角跌到一角四分,故人心仍大定。”这是1965年中秋节,李劼人写给作家出版社编辑王仰辰的信。这封信除了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客套外,对生活相关的物价有详细的记述,读来让人会心一笑。

实践篇

文化坚守,留下老成都的精气神

“最新发现的资料里,我们还找到了当年成都修建火车北站的一些材料。如果不是李劼人的坚持,今天的成都火车北站也许会身在市中心的骡马市。”李劼人研究协会负责人曾智中这样说。

1938年,为了躲避日寇飞机的突袭,李劼人一家从成都市内迁居到了郊外的“疏散房子”。虽然是土坯草房,李劼人却给自己的新家题名为“菱窠”。菱窠虽然简陋,但改变了“李家八世祖入川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的历史。

抗战胜利后,菱窠进行了扩建,加了楼,添了附属房屋,新中国成立后,草顶又变成了瓦顶,院内种花种菜。人们并不知道,菱窠的扩建与修缮,几乎耗尽了家庭全部积蓄。2006年,从民间征集到一批李劼人的资料,其中有关菱窠的书信,读来让人感叹:“天寒无火取暖,入夜后手指僵直不听使用,故月来写作甚少。”而今,经过国家多次修缮的菱窠“李劼人故居”,已成为一道文化风景。

1952年6月,“成都市名胜古迹整修委员会”成立,李劼人任主任。杜甫草堂是第一个整修重点工程。李劼人多次实地察看后提出:“根据清代杜甫草堂石刻图进行维修”的方案。今天,我们看到的“花径”、“水槛”、“柴门”,青花碎瓷镶嵌而成的“草堂”二字,就是那一次整修保留下来的。

1952年10月,杜甫“草堂寺”对外开放。此后,为丰富杜甫草堂的馆藏,委员会先后“派人沿杜甫当年行踪路线,搜集文物”。1964年,草堂购得海内孤本南宋淳熙刻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至今,杜甫草堂博物馆仍是四川古籍保护做得最好的单位之一。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适逢李劼人诞辰120周年,四川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李劼人全集》600万字17卷20册,预计10月底将全部出版。《李劼人全集》资料收集耗时长达20余年,包括存世至今的李劼人全部中文作品、翻译作品、手稿作品等。

巴金曾在探访李劼人故居“菱窠”时感喟,要保护好李劼人的故居,因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学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作为深居故乡成都的现代文学巨匠,李劼人川味文学风格独具,他笔下的成都,更以信史著称,其风土人情,景致故事,稀罕过往,热闹市井……真实得让人触目惊心。

为此,本报记者先期采访《李劼人全集》资料收集者和出版人,从书里书外的多个侧面重温李劼人先生与他笔下的老成都。

1914秋李劼人摄于泸县

本报记者 黄里

(本文史料由成都李劼人研究学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