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重读哈耶克 韦森:误读与重读哈耶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一间斗室,既是办公室,又是书房。带转角的两面书墙把办公桌和办公室的主人包裹在其中。这样的格局尽管拥挤,但对于读书人来说,是莫大(博客,微博)的充实。
叩开斗室的门,韦森教授迎记者入内。一袭黑色唐装,脸上是他标志性的朴实笑容。
“喝咖啡还是喝茶?”记者忍不住想起的是英语情景对话。在韦森的办公室,有一台小型的咖啡机,平时想必有喝咖啡的习惯,也用来招待客人。
如果了解韦森的经历,对此就不以为怪了。从1987年到1998年,他一直在澳大利亚求学和工作。他先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又在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还在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和杨小凯所在的莫纳什大学有过一段游学经历。不久前,韦森组织了追思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从某个方面说,是“还小凯一个情”。在澳期间,杨小凯在学术上和生活上对韦森都有很大帮助。
韦森其实是笔名,回国后,他一直是用这个笔名发表文章、出版著作。很多人似乎并不知道他的本名李维森,以至都称呼他韦老师、韦教授。韦森笑称:“大家
都忘了李维森了。”
也许是受早年富有人文情怀的阅读经验的影响,韦森的学术光谱很广,从经济学、政治学到法学、语言哲学,再到历史,涵盖了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哈耶克则是韦森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最近几年,韦森重读哈耶克,为的是纠正此前他自己以及学界的误读,同时也补上哈耶克经济学这门课。他的解读和研究汇集成《重读哈耶克》一书出版。
遇见哈耶克
早在1985年左右,韦森就读过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这是一个1962年的译本,由南开大学原校长滕维藻先生和朱宗风翻译。韦森特地将这个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做成了一个影印本收藏。“原来读《马恩全集》,下苦功夫读《资本论》,但看了这本书后就觉得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韦森形容初读《通往奴役之路》对他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如不是因为出国,他原打算跟在山东社科院的同事冯克利一起重译这本书。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中译本是由王明毅、冯兴元等翻译的。冯克利如今已经是政治哲学类书籍的翻译大家了。
在澳大利亚硕士毕业后,韦森开始读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同时还读哈耶克的另一本著作《自由宪章》。但是,韦森坦陈,当时读不懂,因为自己的知识还没有相应的禀赋。于是他写信给杨小凯,这才有了两人此后的交往。
在悉尼读博士期间,韦森又读了英文版的《致命的自负》,这是哈耶克晚年的著作,尽管很薄,但可以说凝聚了哈耶克一生的思想。“当时读《通往奴役之路》已经非常震惊,读《致命的自负》就更加震惊了。”韦森说。
这段时间,在国内学术圈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热,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在《公共论丛》上连载发表他研究哈耶克的长文《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影响颇大。其后,已故的邓正来教授重译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并将《自由秩序原理》(即《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也翻译过来,对哈耶克的政治哲学、法学展开系统性的研究。
韦森真正开始研究哈耶克是在1998年回国之后。来到复旦执教后,韦森原本被安排开设比较经济体制的课程,但苏联和东欧事变之后,这门原本致力于比较研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流派突然失去了意义。正好,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钱颖一等人擎起了比较制度分析的大旗。
于是韦森决定开设比较制度分析的课程。但什么是制度?这个思考促使他真正开始研究哈耶克,系统地阅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其间韦森赴英国剑桥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作为研究成果,他发表了《评诺斯的制序变迁理论》和《注意哈耶克,慎思诺斯》这两篇论文。
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论证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在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而韦森所“慎思”的是诺斯的建构理性倾向,即制度是可以设计的。韦森用于批判的思想武器来源于哈耶克,按照哈耶克的思想,制度是自发形成的,不应该去进行人为设计。
十年后,也就是2009年,韦森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诺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但比较正面的肯定性评价。在文章末尾,韦森写道:“如果诺斯这里所说的‘社会工程’是指与良序市场体系相配套的宪政民主政体的未来建设而言,那么他的这一结论也许多半是对的,或者说至少是可以接受的。”这段表述,隐含的是他对哈耶克思想认识的变化,促使他后来重读哈耶克的著作。
重读哈耶克
“有误读才有重读。”韦森毫不避讳,自己对哈耶克有误读,不仅仅是他,国内学术圈都存在误读。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韦森越来越感到,中国的许多学者,较多地强调或过于看重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认为这好像就是哈耶克思想和社会主张的全部,而忽视了哈耶克的许多重要理论和思想。
事实上,自发社会秩序理论,只是哈耶克宏大经济社会思想体系的一个方面。过于强调之,反而使人们更容易忽视哈耶克更为根本性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包括他关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基本原理,关于自由、法治、民主和宪法政制等现代良序社会运行基本法则的论述。
前几年前,在莫干山召开的华人哈耶克学会年会上,韦森曾对邓正来、高全喜、冯克利等学者说:“我们这些传播哈耶克的人,要对过分强调他的自发社会秩序负责任。”
在韦森看来,一提起哈耶克,大家就认为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要求政府“无为”,甚至几近无政府主义。也有学者将自发秩序跟黄老哲学联系起来,包括韦森自己,也是在反复阅读老子的《道德经》。然而,阅读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的小册子《纵乐的困惑》后,让他突然意识到,老子的无为跟哈耶克一生所宣讲的市场经济这种“自发社会秩序”有着本质的区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笃信黄老哲学,但他也重农抑商,因为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从根本上排斥市场交换。
“到这时候,我才发现,老子讲的‘无为’,跟哈耶克说的自由自发秩序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时候,我才突然醒悟了。”韦森回忆道,正是这本书让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只专注哈耶克经济社会思想的一个方面即“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了。
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是自发生长和扩张的,有建立在其上的制度基础,即现代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而这些制度却不完全是自发的。保障市场运行的产权、法治和民主制度,是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和条件,这才是哈耶克经济社会思想的主干。
这些才是哈耶克一生所探索、著述和宣讲最多的思想遗产,而在过去却被我们中国学者在很大程度上给忽略了,从而实际上过于强调了哈耶克宏大经济社会思想的一个方面。
之所以会误读,从诠释学角度说,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韦森引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话说,“一本书,一个句子,一个观念,一旦作为文字被印出来之后,就会像蒲公英一样到处‘播撒’(dissemination),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不再属于作者。”不同知识背景的人自然读出不同的含义,用德里达特有的词汇,被称作“延异”(la différance)。
从2011年起,韦森开始重读哈耶克,并在媒体上连续发表了11篇解读哈耶克的文章。他认为哈耶克终身所强调的最重要的东西并非自发社会秩序,而是自由(liberty)、市场、法治、宪政,这才是哈耶克博大精深经济与社会思想的核心东西。
自发秩序只能涵盖市场这一面,“从历史上来看,王室和政府压制乃至想消灭市场交易做法都是违背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的。市场经济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中都是自发成长起来的,而不是政府设计出来的。
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往往都是有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理论仍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哈耶克思想的全部。”韦森强调,到晚年,哈耶克已经不再用自发秩序这个概念了,而是使用“扩展秩序”这一表述,也就是他所使用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概念。
韦森说,重读哈耶克实际上也是在向他自己提出挑战。这些年,他读得十分细致,几乎全查考或用英文原文直接阅读,2000年在剑桥大学访学时甚至还很好奇地去考证了哈耶克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之前学界普遍认为两人是堂兄弟的关系,经过一番考证,韦森终于找到原始出处:原来哈耶克的曾外祖父和维特根斯坦的曾外祖母是兄妹,两人其实是远房表亲关系。
经济学家哈耶克
对于大部分读者甚至是学者,大家最熟悉的哈耶克著作是《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法、立法与自由》以及《致命的自负》这几本政治学哲学、法学著作。而事实上,哈耶克首先是个经济学家,他曾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在中国,仅流行着《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货币的非国家化》这两本经济学著作。他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理论》、《物价与生产》、《资本纯理论》等,要么早期有译本但已绝版多年,要么从来就没有中译本。人们似乎遗忘了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的巨大贡献。
韦森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因为没有两人在三四十年代的争论,就不会产
生凯恩斯主义,也就不会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韦森甚至认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实际上是为了回应哈耶克的批驳而撰写的。而哈耶克在此期间撰写的著作,也成为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依据。
如今许多人可能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哈耶克对垒兰格和勒纳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印象深刻,而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争论所知甚少。事实上,后者对经济学的影响更为深远。
韦森也是直到2012年哈耶克逝世20周年之际才有机会全面地阅读他的经济学著作。为了弄清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背景,韦森又去重读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及《货币论》和《货币改革论》,并进一步回溯到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的理论。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均继承了魏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理论。韦森体会到,只有既读哈耶克,又读凯恩斯,才会真正读懂两人的经济学思想。此后,韦森连续发表了8篇学术文章,仔细解读这段学术公案,这些文章都收集在《重读哈耶克》一书中。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第三篇的第一篇文章《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来龙去脉与理论遗产》,长达四万字,原本是韦森为英国传记作家韦普肖特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所写的书评,不想一下笔便不可收,变成了一篇学术文章,可谓全景展示了两人的争议。
遗憾的是,凯恩斯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继承者似乎互不了解两派之间的共同的思想渊源,不少学者都心存偏见。“在凯恩斯学派,一提到奥地利学派,就认为那是个小学派,没必要理睬;而在奥地利学派,一提到凯恩斯学派就开骂,你们主张政府干预,所有滞胀的后果都是你们造成的。由于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门徒们后来都不去读对方的原著,导致多年来两边都不知道哈耶克和凯恩斯原来在说什么。”韦森说道。
当然韦森也为凯恩斯鸣不平,他认为,当代各种凯恩斯经济学派乃至主流经济学派的人也都误读了他的理论。“多年来,全球经济学界一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把他与大政府、政府干预市场、央行超发货币、通货膨胀、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刺激总需求等的扩张性宏观政策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把凯恩斯误认为是个国有化和中央计划体制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是个社会主义者。
”韦森引用《重新发现凯恩斯》一书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认为,要把“凯恩斯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中逐渐演变生成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
播撒哈耶克
虽然都强烈地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哈耶克跟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理论上却并不买对方的账。“正如弗里德曼不喜欢、不赞同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一样,哈耶克也不赞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韦森写道。弗里德曼认为,哈耶克方法论的核心只是解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构成经济学基础的假设都是些不言自明之理。
而哈耶克则对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不以为然。他晚年甚至认为,未能批判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没彻底批驳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是他一生的两大憾事。
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理论与凯恩斯经济学一起,都已经是各国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的两大理论依据。历来,要政府做什么比较容易,要政府不做什么却比较难。
国际上对哈耶克的重新认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滞胀之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重举自由经济的旗帜。而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学术界的日渐活跃,哈耶克的思想也在无形中深深影响着许多中国人的心灵。
韦森表示,自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以来,“自由、法治、民主”已经分别写进了我们国家的24个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他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民主、法治、自由这些理念已经为我们社会所逐渐接受,且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了。
“哈耶克的这些理论主张,哪一条不正在变成为我们现实中所提倡和要实现的东西?”韦森反问道。
韦森进一步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市场,而是“过度的”市场化。“不该市场的市场化了,比如教育、文化、宗教。最麻烦的是,政府行为市场化了,政府不但直接调控和干预经济,直接统御经济,而且‘经营’经济。
政府不但是国家的最大市场购买者、投资者,而哪家政府部门,不都有自己的金融投资公司?不都拥有自己的分管的楼堂馆所、豪华休假中心?不都拥有自己大量的房地产,乃至用此进行谋利式经营活动?”“我们并没有一个良序的市场。这些年,政府虽然放出来了一个市场,但政府却没有从市场退出,而是统御市场和经营市场,政府的权力得不到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所以政府官员贪腐相当严重,大案要案频发,屡治不果。”
要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回到哈耶克一生所探讨和宣讲的一些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韦森强调,要建立法治,其核心就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得到制衡,在宪法并在现实政治运作中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而对政府进行限权制衡的最核心环节便是建立起国家的预算管理制度。
这些年,韦森积极参与《预算法》的修订工作,积极推动在人大建立预算委员会。早在1997年全国人大就曾提出修法动议,2004年正式启动本轮《预算法》的修订工作,至今仍未顺利通过,可见立法难度之大。韦森认为这件事情意义很大,十分重要。建立起国家预算管理制度,是在目前的政治框架内就能实现对政府进行限权的制度安排,也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