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之子 陆定一之子忆父:提出“双百”方针 获毛泽东肯定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母亲反对叶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狱。当时父亲正在外地视察,他回到北京在机场才被通知妻子被抓,而且全家已被搬离中南海的消息。

之后我们几个孩子随父亲搬到安儿胡同一个有两进院的房子。我们住里院,外院是警卫班,形同监禁。但这种看似平静的日子也没过多久。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来人,把孩子们叫到外院谈话。没多久我们就听到里院很乱,感觉肯定是出事了。当我们冲出来的时候,父亲的影子都没了,连告别也不允许。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被抓进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个6平方米的单人囚室,里面没有床,只有地铺,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年份;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父亲的名字就被这个“68164”所代替,而且这一代替就是13年。

整整13年,父亲被隔离关押。毛主席对“秦城监狱虐待犯人问题”批示后,被关押干部的亲属被允许定期“探监”,但我们却13年都不能见父亲—面。究其原因,是因为父亲始终坚持不认“罪”,而且不揭发其他“党羽”,是“态度恶劣”。

—位参加公审“四人帮”陪审团的何访拔同志(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来和我谈起父亲的狱中情景时,非常感慨地说:“我看过所有被关押审查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审讯材料,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一个知识分子被吊起来拷打审讯,态度依然那么硬。

”父亲被抓后不久,江青又点了四个孩子的名:陆德、陈小鲁(陈毅之子)、粟寒生(粟裕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小组要这四个人到公安部投案并接受审查。其中我是唯一从清华大学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后在监狱待了6年。

在监狱中他们要我揭发父亲,按着他们的调子说,不然就不给饭吃,还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几个人轮番踢打。我还在“学习班”挨批斗,遭殴打,最终被打断了一根肋骨。

当时为了整掉父亲,中央专案组采用的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不管有无问题,凡是主要亲属都抓起来,被关押的多达63人。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愿说假话的证人被专案组打死,一位副部长自杀。我妈妈被戴“背铐”5年多,两手铐在背后,吃饭睡觉都不让摘。但这都不能摧毁他们的意志。

我蹲监狱的时候,弟弟妹妹也被赶出家门。妹妹陆瑞君终日低头沉默。弟弟陆健健在清华武斗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要去火车站长凳上过夜。由于陈伯达批示只给陆定一家“最低生活标准”,故—个月弟妹只能领到12元生活费,每天4毛钱,只够大学里的两顿饭费。但是就这样,得知我在狱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监时还会给我带两斤红糖。出狱后我才知道,这是用他每天省一顿饭的钱买的。

父亲的言传身教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直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忙,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当时他担任中宣部部长,《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人民日报》每天凌晨两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这一辈子,平常很少找我们谈话。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讲老子的《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简单的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说我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作为一个学者,父亲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去世的前三天,他还在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60年代就告诫我们“不要去作官,而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

我去哈军工和清华大学学习技术,他非常支持,但是他并没有在入学时帮我们走后门,两个学校都是我自己按正常程序进入的。如今,我们三兄妹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走仕途的。

我和妹妹、弟弟都把父亲当做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我们却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父亲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

他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敬。”父亲在改革开放后,到各地视察,都会特别叮嘱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车开道,不需要保镖和官员们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从来不摆谱,不铺张。

父亲去世后,他的悼念活动规格是500人。但要求前来悼念的人很多,讣告连续加印了6次(每次500份),最后4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父亲去世前并不身处显赫的地位,但由此可以看出其影响很大,那一次让我们全家颇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