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蒋介石的关系 曾密约毛访台
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了“一纲四目”的宽大政策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并请他吃饭。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
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
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
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上面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蒋介石是采取十分宽大的政策的,前提是台湾回归祖国,不和美国人搞在一起。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心有疑虑,后来,在曹聚仁说了毛泽东讲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的话以后,蒋介石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些相信,开始考虑毛泽东提的宽大条件。对此,蒋氏父子私下反复议论过,但一直没有提出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谈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这“一纲四目”的内容外,还强调:过去我们谈的意见,不是我们个人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意见,是官方的,请蒋介石放心。毛泽东还提到,蒋介石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一定认真考虑。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他们的这些条件,有与毛泽东想法一样的,也有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1965年7月,毛泽东与曹谈话中间,毛泽东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希望蒋介石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7月20 日,回到台湾的曹聚仁在台北日月潭的涵碧楼,向蒋氏父子介绍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介石转交了毛泽东题的诗。
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诗后表示,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好意。同时,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大陆沟通的结果,拟出了六个条件。蒋氏父子要曹向毛泽东转达这六个条件,然后双方再进一步商量。
这六个条件是: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
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
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蒋介石通过曹聚仁和毛泽东多次交涉后形成的,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利。特别是在军队问题上、由于毛泽东过去有过让国民党保留一点军队的意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能达成统一认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可惜由于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毛泽东答应把庐山送给蒋介石养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纲四目”中没有提到让蒋介石回住庐山的问题,而在1965年7月蒋氏父子商量条件时,却特意把“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写入六条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对庐山情有独钟。他喜欢庐山那美丽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在大陆时,他曾经有13年是住在庐山的。他在30年代初期,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之后,他经常在庐山办公,在那里接见各方面政客和外国使节,还经常在那里召开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小型会议。
1933年蒋介石出钱买下了原为英国西伊勋爵的别墅,并且对之进行了改造,增建了别墅西边的联体副房。购买庐山房屋后,蒋介石每年中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庐山的。1948年8月,蒋介石在庐山他的住所一块巨大石碑上题写了“美庐”两个字。蒋介石逃台后,整个庐山上的建筑均为国家没收,包括“美庐”,改建成中共中央的招待机关,后来中共中央又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曹聚仁时对他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
他对“美庐”管理得很好表示高兴。之后,曹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他回到香港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他到庐山、奉化、萧山、宁波、杭州游历的情况,同时附上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三张是“美庐”的。
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一样也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
当然,曹在信中也讲道,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中央庐山管理局所有了,剧院等的名称也改了。曹怕蒋介石对此不高兴,在信的最后写道:“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
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曹在信中还说:“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这些都是中共方面期待你能回到大陆,到时好请你去游山的意思。那时,你原来的别墅,正好准备你来居住。这个意思,我不能不告诉你。
”曹还给蒋介石出主意说:如果能够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你回大陆的主要居住地应该是庐山。“唯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留庐山,请仔细酌定。”他还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他与中共高层共同的意思。没有想到,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不仅没有介怀庐山归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有,而且十分高兴。他仔细看了三张照片,感慨万千。他让曹向毛泽东表达他的感激之意。
不久,曹聚仁把蒋介石的态度回复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大方地表示,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回大陆,庐山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1959年他上庐山开会时,发现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在石碑上写的“美庐”二字,连忙制止,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保留了下来。
蒋介石听到曹聚仁向他转达的毛泽东的这个意思,更加感激毛泽东,同时也把这件事情记住了。在1965年拟定条件时,他特意把庐山要作为自己住所一事写了上去。
晚年的蒋介石曾经密约毛泽东访台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1968年,他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他曾嘱咐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心里对中共高层又产生了十分感激之情。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
正在蒋介石这么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章士钊也是一个与国共两党上层领导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但他长期在大陆与共产党共事,与蒋介石等当然没有联系,不过,因为他过去的资望,他到台湾来,当然会受到蒋介石的礼遇。
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左右。
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他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因为章先生的去世,此次的国共沟通当然就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实现两岸沟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他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出信号。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
”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转自《世纪风采》) (姜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