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序伦回忆录 潘序伦先生回忆录(三)
九.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取之于会计 用之于会计
我国古代相传,有这样一句名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把它译成的白话文,就是说:品行端正的人,如有过多的财富,他就会想到一生依食无忧,因之可能耽于逸乐,不思进取。至于品行不端之人,有了过多的财富,就很容易犯衣食住行的浪费,甚至犯嫖赌等触及刑律的罪恶行为。
我认为,多财总是一件好事,但一个人多了财富,首先应当考虑用财之道,应当把多余之财,用于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事业上。我一生聚财、用财之道,就是遵循这一主旨的。
前面已经说到,1924年秋我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担任了国立东南大学附设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兼会计系主任,同时兼任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职务。当时我每月约有银币五百元的收入。同时我还写了《簿记与会计》和《公司理财》两本英文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行销全国。
按照当时通行的办法,我可向该馆抽取每书定价15%的“版税”,这样我每月的收入又增加了数百文。由于我生活上早已节约成性,因之不到两年,我就有了两万五千元的银行存款。
有了这笔钱,我首先考虑到我留学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曾先后资助过我约为当时银币一万元。于是我就以“饮水思源”之义,乐捐一万元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基金”,专为帮助学习成绩优良而生计贫寒的学生,完成其学业之用。
那时我有一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王志莘,他赴美留学也是受到新加坡一位华侨资助的。他听说我要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金”,也要为他的资助人出资三千元,加在我的捐数之内,共襄这项“盛事”。
但他家境贫寒,当时无款可付,我就为他垫付了三千元,这样助学金的总额成为一万三千元。此数诚是微不足道,但我们这一行动却引起了当时负有盛名的几位教育界老前辈的赞许。我和王志莘就敦聘他们为基金的董事,组成了一个董事会,全权管理基金的保管和分配。
接受这项奖学金的人数,先后有数十人,其中不少都已成才,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所可惜的是,这笔长期存在银行的基金,因国民党所发行的“法币”逐年贬值,直到这一万三千元的实值,已变为灰尘而告终。这是我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一个开端。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选派分赴英、美两国留学的学生,总计约有50余人。我在几年后,又约同全体同学在简先生上海市北京西路的寓所“觉园”(即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院址)内,合建了一座“思源亭”,并请名教育家黄炎培老师撰写碑文,建立碑碣,以垂永久。听说在“文革”中亭碑俱遭毁坏无存。以上这些,也反映我当时的感恩图报思想。
从1927年起,我所设立的立信会计补习学校,报名入学的学生人数很多,在上海市各区设立的总校和分校,一时竟有11所之多。这些学校的开支是非常节约的。所以学校所收学生的学费,除去教职员工的工资、房租、水电等费用外,每学期均有节余。我就把这些节余款项为学校购置了几所校址,因而当时就有“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的口号。
1937年,我和那时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仁筹办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我们除把所编《立信会计丛书》的版权(每年可收版税约四万余银元),全部捐赠与立信会专外,我自己也把历年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职业收入中积累的银元6万元,捐给会专作为建校基金。这就是我立信同仁“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的一项实例。
1945年伙,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重庆回沪,同时把原由上海迁往重庆的会计专科学校迁回上海。当时上海徐家汇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舍还在筹建之中,一时专校无校址可用,因之我就把我原建在上海长乐路(那时名为蒲石路)的五开间三层楼的一所住宅,捐赠与专校作为临时校舍。
接下来这所校舍就成为专校夜校部的永久校舍。并利用它的日间空闲,创建了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会计中等专业学校。在建造徐家汇新校舍中,我自己又捐出一万元美金,建造了一座体育馆。
在全国解放初期,上海、重庆和广州等地,各类私立立信会计学校陆续移交给当地人民政府接办时,除了几十座校舍和大量图书、设备外,上海专科学校还存有现款人民币四万五千余元,重庆高职校也有现款五千元,都全部移交清楚,涓滴归公。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现在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就不再去说它了。1979年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财物,全部作价人民币八万余元发还给我。我得到这笔发还的钱以后,当时想到自己已是年逾八旬,风烛残年,我的两个女儿也都已自立,我老夫妻俩人毋需拥有这样一笔巨款。那时,正当上海市会计学会成立,我就把发还的半数四万元,捐赠该会作为基金。
198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一生夙愿,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发扬光大,我真万分高兴。我又从剩余的四万五千元银行存款中捐赠三万五千元给学校,作为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只是杯水车薪,为数过少,后来承上海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现任立信会计海外校友会顾问杨国树同学捐赠了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又承上海立信纸品厂捐助一万元和前重庆立信校董、现是香港企业家查济民先生慨捐一万元,这样,共凑足人民币十万元之数,以我的名义在学校设立了奖学金。
有了这个基础,我相信还会有许多立信校友,象过去一样集腋成裘,慷慨继续捐赠,使基金数额日益增加,为祖国造就更多更好的会计人才。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取之于会计,用之于会计。这就是我一生聚财、用财的目的和归宿。
十.发挥晚年“余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使万象更新,百业复苏。象我这样一个老朽,也如“枯木逢春”,精力有所恢复。作为一个终身从事会计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我,当然希望我的会计事业和教育事业在大好形势下继续下去;更希望我的弟子们能“请出于蓝而胜于蓝”,把立信会计事业发扬光大,并能在振兴中华的年代里,为四化建设大业作出更大贡献。这对我的晚年将是个莫大的安慰!
自粉碎“四人帮”后,我就矫正了自己的学习日程,经常提起精神,戴上老花眼镜,手握放大镜,认真阅读各种报刊和“学习参考资料”。在双目疲乏,卧床休息时,则整天在收音机旁收听国内外政治、军事、法律、财贸、科技以及体育比赛等新闻,从不间断。在我体力许可的条件下,我还尽量参加各种政治、学术讨论和社会活动。近年来,我年老体弱多病,但国内外来信来访的人日益增多,这使我感到有些力不胜任,难以应付。
鉴于我国企、事业各界的会计工作人员量少质差,青黄不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我在1979年就创议并大力资助,在上海市组织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上海市会计学会,随即开展了各项学术讨论,出版了《上海会计》(初名《会计通讯》)和举办了业余会计专科学校。翌年,全国会计学会成立,我被两会都推选为顾问。
1979年3月,我出席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理事会联合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1984年社联再次开会,又推举我为顾问。1980年7月,我参加了教育部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高等教育经费问题讨论会。同年我还响应党的“广开学路,各方办学”的号召,向上海市党政领导建议复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在10月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准。
复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是按照过去立信传统的办法,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学生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学校对口定向培养,择优推荐等办学方式,并附设有大专夜校部、中专程度的会计职业学校和函授部等。
我担任了该校名誉校长。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办学方式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为社会主义的会计职业教育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这是1982年9月21日上海《解放日报》和同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对我校的评语)。
现在除上海外,重庆、天津、南宁等市,以及我的家乡江苏省宜兴县,都办起了立信会计学校,其中有些是单科选修制的,有些是职工中专制的。最近,广州、武汉等市的立信校友们,也都在筹办各种程度的立信会计学校。
1980年12月,我参加了人才问题的讨论,提出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我首先指出:我国从开国以来,直到最近几年,对于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还是一锅煮、铁饭碗的办法,因而产生了种种浪费情况。我认为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计算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我的这项建议,引起了社会上和教育界的重视。上海《文汇报》把我写的短文《开展人才会计的研究》首先刊出(见1980年12月19日第三版),接着北京《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我写的另一篇短文《培养人才,也要计成本》(见该报1981年4月2日第二版)。教育部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曾召开会议展开专题讨论,还在个别大专院校进行了教育制度改革的试点。
1981年元旦,全国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宣告成立,我被推举为董事长,前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顾福佑担任了该所的主任会计师,同时有好几位前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老同事,如王澹如、管锦康、施仁夫、唐文瑞、黄子仁、蒋春牧、潘子石等同志,共同组织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编辑委员会,并推举我任编委会主任。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积极支持下,陆续出版发行了《新编立信会计丛书》和《财经丛书》等20余种书籍。从此,以前所称为“三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形式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历届上海市会计学会年会上,我都亲自出席并讲话,提出一点新的见解。开始时参加过统一借贷记账法和会计阶级性等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的讨论。1982年年会,我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对当年会计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即(一)要打好会计工作的基础,提供正确成本、利润数据;(二)会计人员要放开眼界,学习新知识,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上下功夫;(三)要培训会计人才;(四)要编写会计教材,特别要重视农业会计等问题。
《世界经济导报》还在第84期上,以“会计人员是经营管理的‘参谋长’”为题,为之登载。
从这些观点出发,在1983年9月《经济日报》记者前来采访时,我又作了如下阐述:我国解放后发展起来的财务、成本管理方法,已初具管理会计的雏形。
不过由于过去我们的企业是以“生产”为中心,忽视经营,因而效果不显著。为了发挥管理会计的职能,要在做好传统记账、算账、报账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控制和反馈作用,逐步开展经营分析、前景预测、方案比较、预算控制等项工作。
财务会计工作还要正确处理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的关系,反对只算本单位的小账,不算全国一盘棋的大账的倾向,等等。以后,我还应《农业会计研究》编辑部之约,写了一篇《加强农业会计研究,做好农业会计工作》的文章。
贯彻了我一向重视农业会计和开展函授教育,为广大农村服务的主张,刊载在该刊创刊号上。1983年,上海市会计学会召开第四届年会时,正是党中央号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专门廛了“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发表在当年《财务与会计》第4期上。在第五届年会上,我又提出在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我们会计界该怎么办的问题。
1983年,我还写了一篇《一个会计学家的自述》,把我在青年时代的坎坷往事,误入歧途的曲折经过,如实地叙述出来,刊登在《青年一代》1983年第1期上,希望对失足青年们有所帮助。此文发表以后,曾得到广大青年和会计界同志们的欣赏:先后在《人物》、《商业会计》、《安徽财会》等刊物上加以转载。最近,还在《青年一代》杂志的好稿评选中被选中。
在1984年7月的立信上海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我勉励全体校友发扬立信传统精神,在各种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做有益于学校名誉的事。
我的回忆录暂时写到这里为止。由于我年老体弱,精力不济,各期大都是由我的学生、助手丁苏民同志笔录的,难免有些遗忘、不全之处。自连载发表以来,不断接到国内、外读者来函来稿询问,或提出补充修正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