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德生荣宗敬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荣宗敬荣德生

      荣宗敬(1873—1938),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荣德生(1875—1952),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他们是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荣宗敬14岁进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账房业务。

翌年,到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习艺。3年苦学满师后,荣宗敬到上海南市鸿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钱庄)当收解(跑街),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1895年,钱庄倒闭后,他回无锡闲居。荣德生比荣宗敬小两岁。荣德生15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务。1895年,荣德生在厘金局3年任期届满,便和父亲相偕离职回乡。

      1896年2月,荣氏兄弟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账。头两年,钱庄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便将股金抽走,从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为发展业务,钱庄在无锡设了分庄,荣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

      广生业务日益兴旺,盈利节节增加。1908年,由于荣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商号搞投机生意失败,亏银60多万两,广生钱庄受到牵连,元气大伤,不得不歇业关闭。

      1902年,荣氏兄弟见面粉获利丰厚,乃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

该厂开始仅有4部法国石磨,日出300包面粉,并无大利。次年,朱仲甫退出,荣氏兄弟又与买办张石君等合伙,将保兴面粉厂改组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兼任批发经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为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向英国购买钢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茂新厂的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00包,所产“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

      棉纺织业也是荣氏兄弟经营的重要实业。1905年,荣氏兄弟与买办荣瑞馨等人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1907年振新纱厂建成,但由于掌握实权的荣瑞馨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09年,该厂董事会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经过这一番整顿,振新厂才渡过难关。

      到1915年,荣氏兄弟以股东之间矛盾为由,退出了振新纱厂。

      191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并提出了扩充纺织等提案,希望依靠政府发展实业。

      同年,荣氏兄弟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董事。1913年冬和1914年夏,他们又利用福新盈利在上海相继创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机制面粉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1915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他们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

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发展,于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不断扩充。1916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1916年至1917年间,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到1919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8个厂。

      面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与“一战”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

      荣氏兄弟的经营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以此来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二是依靠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办法,抢先买下大量的新麦,以维持长期不断的生产,这样便使自己的企业在同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他们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洁白,除选用优质麦为原料外,还由于在生产中使用了漂白剂。

此外,为适应顾客的心理,他们还采用上等白布制作比其他厂家更大的面粉袋,并且适应一般人的侥幸心理,在面粉袋里放铜元,作为“彩头”以扩大销路。在发展面粉业的过程中,荣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纺织业。

1916年,他们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公司,确定资本为30万元,分作3000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60%,荣宗敬任总经理。公司的经营大权、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佣和调动等权力都由总经理掌握。

申新纺织公司成立后,发展很快,到1918年,其盈利额达到22万元,为1916年该厂盈利额的11倍。1917年,荣宗敬又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并于1919年3月将它改称申新二厂。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兴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荣氏兄弟抓住机遇,继续扩展企业,使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派人赴欧美订购机器,在无锡建立公益铁工厂,并先后在上海、济南等地购置土地,准备建厂。

经过几年的筹划,他们在上海建起了福新七厂、八厂,在无锡和济南分建了茂新三厂、四厂,在无锡和汉口分建了申新三、四厂。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4个厂,福新8个厂。

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同时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发展速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并在苏、浙、皖等省设立了19处棉麦采购和纱粉经销机构。至此,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1922年,外国资本卷土重来,荣氏企业也和中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年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

1922年初,荣氏兄弟不仅被迫放弃兴建大型面粉厂的计划,而且用申新一、二厂全部财产作抵押,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大举借债,以渡难关。同时,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

1924年,他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定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但却加重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和大规模的抵制外货高潮中,荣氏企业逐步扭转了亏损,转为盈利。荣氏兄弟还在日汇套购中获利,增设了申新五、六厂。在抵制外货运动中,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并在工人、学生推动下参加罢市。北伐战争开始后,荣氏兄弟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非常恐惧。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荣德生则阻挠申新三厂工人迎接北伐军。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搜刮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二五库券”,遭到南京政府的通缉,并查封其财产。

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下,荣氏兄弟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为了拉拢荣宗敬,国民政府让他担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宗敬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与官僚资本加强了联系,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取得一些帮助。

在中国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支持下,荣氏兄弟以押款的方式,先后收买了东方、三新等纱厂,建立了申新七、八、九各厂。这样,到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发展到9个厂,拥有纱锭46万枚,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荣家兄弟继获“面粉大王”称号之后,又获得“棉纱大王”的称号。

      受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及国民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荣氏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932年,荣德生为转嫁损失,在申新三厂大力推行“劳工自治”,用强制工人在厂内住宿来提高劳动出勤率,并在厂内设立同仁储蓄部办理“储蓄”等办法,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尽管如此,荣氏企业并未渡过难关。到1934年,申新资产总值为6800万元,而负债已达6300万元,以致荣氏企业大部分被抵押。

荣氏兄弟向南京政府请求救济,实业部长陈公博乘机提出“整理”方案,企图用300万元将申新各厂变成国民政府的“国营”企业。荣德生在无锡联合申新三厂股东和同业通电反对“整理”申新。由于得到吴稚晖的支持,加之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申新企业幸免于难。

      1936年春,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企图利用债权将申新企业吞为己有。但迫于舆论压力,加上与上海银行有债权矛盾,宋氏目的未能达到。

      尽管荣氏企业保存下来了,但在资金上不得不依靠中国、上海等银行垫款营运,许多厂的经营管理权为中国、上海等银行组成的银团所掌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当时,荣宗敬因企业损失严重,曾一度参加了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

1938年1月,荣宗敬为了逃脱日军胁迫,避居到香港。2月10日,荣宗敬因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他的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各报都以显著位置登载消息,竞相发表悼念文章。

2月17日,国民政府也发表悼念令,褒扬荣宗敬“兴办实业”的精神。荣宗敬死后,荣德生尽管回到上海,但为避开日本人的胁迫,并未出任申新企业的总经理。申新企业分别由子侄们管理,福新企业则被王禹卿控制。1941年,日军企图与荣德生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遭到荣氏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纺织厂。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在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下,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由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但因其子侄们各自闹独立,未能真正统一。

      荣德生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本来抱有很大幻想,想通过政府向日本索取荣氏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企图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发展企业。但这些幻想很快便破灭了。1946年,荣德生遭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统特务的绑架。

1948年,其侄子荣鸿元又被蒋经国逮捕。荣家为了营救他们,两次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100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政府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所以当无锡解放时,他毅然决定留了下来。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拒绝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德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1952年7月,荣德生因病在无锡逝世,终年77岁。(武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