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炮轰林毅夫:哗众取宠 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应该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
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20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见得比中国今天的某些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
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治宣传的工具。
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点,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并且有一点起码的良心,就不难证实中国宪政改革的落后的确造成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只要看看各省级机关0字头车牌的汽车过所有路卡不交费,甚至可以违反交通规则而没有警察敢追究,就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制度化腐败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文强调技术模仿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并重,且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利,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私人企业剩余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的技术,在一百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
而中国过去一直想利用科技奖励条例,废除专利制度,反对私人企业制度的办法来模仿。改革开放后重建专利制度,但却用限制私人企业的办法强迫外资用技术换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市场。这种模仿技术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与韩国、日本学习先进制度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比较起来,效果要差得多。
林文用印度做例子,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分析。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19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
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1959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大饥荒上的差别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大饥荒都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引起,而且是由歧视性的政治制度引起。印度1949年独立后废止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
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
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我们在《宪政》一文中指出后发国家有可能用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方法在没有宪政秩序条件下发展,这似乎与林文中关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观点一致。
但是我们要强调,长期而言,从历史上看没有宪政制度,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与他国战争。德国、日本在二战时实行军事专制制度,虽然经济发展成功,却发动了世界大战。
林文强调宪法和宪政的差别,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在《宪政》一文中特别注重宪政形成的推动机制。例如,大多数史学家都承认宪政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是欧洲长期没有政治大统一。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宪政产生困难正是因为长期政治上的所谓“大一统”。但我们要指出的是, 中国的问题还不是有个好宪法而没有宪政。
林文强调发展战略比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产权经济学的看法更有道理,这种看法认为游戏规则比给定规则下的战略策略更重要。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一定的战略策略会在均衡中出现。因此宪政游戏规则比给定游戏规则下的大战略更重要。
日本政府20世纪50年代也有限制汽车工业的大战略,它认为日本当时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但是美军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废止了官商勾结的垄断财阀制度,所以日本政府的这一大战略终被私人企业和市场所否定。
林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乡镇企业体制的致命缺陷。但林文仍坚持乡镇企业不同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的体制,因为洋务运动中企业是国有的,但洋务运动很多企业是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非常类似乡镇企业中的承包制,而后者很像合资经营。
经过几年制度的迅速变化,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会觉得几年前在中国盛行的“制度创新”说的可笑。那时不但乡镇企业的落后制度被说成制度创新,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为国有企业圈钱的股市也被说成制度创新。如果这也算制度创新,则民国时代的完全自由股市就更应该算制度创新了。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
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