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伤心笔记:接受儿子的“平庸”

龙应台:我们是这样一路“思辨”过来的。你看这本书里有个故事:菲利普十四岁读香港的国际学校,有天从学校回来气冲冲地说他的iPod被老师没收了。别的家长会怎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我接下来就说,你生什么气,你先把校规找出来,看看校规的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老师有没有权利没收你的东西,先了解你的权利义务再生气不迟啊。

他就把校规找出来,我们开始讨论如果他要采取“抗议”行动的话,他要思虑些什么。在这样的过程里,社会规范、个人的权利义务、处理及面对人际矛盾的方法,方方面面都碰触到了。

菲利普跟我在香港相处的两年中,他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不是玩游戏,而是看新闻。于是就常有这么一个镜头:我在厨房做午餐,他从他的房间里对我大声说:“俄罗斯那个石油大王被普京逮捕了!”“教宗选举就要揭晓啦!”“以色列又轰炸巴勒斯坦了。”

我还记得新教宗名字出现的那天,他跟我说他好失望,新当选的教宗是德国人。我问他为什么会失望,他说这表示天主教没进步,到最后还是选一个中欧的白种人,为什么那个黑人主教没选上呢?为什么不选那个拉丁美洲的主教呢?选上他们才表示你这传统宗教有大魄力、大突破。

我们之间这些谈话,延续的是小时候讲童话的气氛。

南方周末:孩子有这种意识是跟个人的家庭教育有关系呢,还是跟公共教育也有关系?

龙应台:家庭是一个面,可能公共教育更重要。我也观察到他的学校教育,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安德烈10岁那年,有天他特别高兴,说他们全班同学不用去上学,而是要去看戏,看《爱丽斯漫游仙境》。他看完回来说,同学们讨论过了,这个戏不好看,因为《爱丽斯漫游仙境》竟然把角色全换成同性恋。

我说,难道你们是因为他演同性恋而不高兴吗?他说不是,他们只是觉得表现得不好。我说,你们觉得演员表现得不好,那要不要表达意见?结果他们真的跟老师讨论他们对这个戏的看法,老师就鼓励这些孩子们给那个导演写封信,表达他们的评论。导演立即给他们写了回信,并且邀请全班同学在某天下午到剧院见面。

这班10岁的孩子再次来到剧院,在剧院的一个房间里坐下来的时候,导演、编剧、演员全在现场,跟这15个10岁的孩子仔细地讨论这个剧。

所以这种知性讨论的气氛不只是发生在家庭里,也发生在社会里。

南方周末:这种情形是例外的,还是常规的、日常的?

龙应台:至少我所亲身观察到的这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这种开放的、思辨的气氛是日常的,而且他们小学的时候在课堂里就常常要做口头报告和演讲。他们是一直演讲过来的,演讲不是去背东西,而是老师给一个题目,然后他们自己去搜集资料,研究,自己写出一个报告当众演讲,这个训练在他们的学校里一直都有。我记得菲利普十二岁那年讲过老子;高三那年,历史课上还作过一场一小时的演讲,题目是“台海两岸关系”。

南方周末:他们学校里有这种专门的课么?比方说公民课、道德课这样的课。

龙应台:我曾经仔细问过安德烈:你们德国的教育系统里,公民教育是怎么做的。我发现,他们的公民教育不仅只是在公民课里,而是把公民教育渗透进入所有学科里。

比如三年级的孩子开始学英文,五年级开始学法文,你会以为这两科应该是专学语文的,但是我发现在语文课本里……比如说英文一个课文故事,讲伦敦某个街上的一位史密斯老太太有一天突然在厨房里晕倒了,她隔壁的邻居怎么打电话给消防局,然后消防局怎么来救她,她的街坊邻居为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给她送汤送药什么的。三年级的孩子在学英语,但他在学英语的同时,学的是社区里的守望相助。

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他的德文课,德文课等于大陆中文课还是国语课?

龙应台:我记得安德烈17岁高二时,说他们在德文课上读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伽利略》。我很好奇,你们老师怎么教这个剧本呢?而且讨论的重点放在哪里?布莱希特的剧本写的是伽利略发现了地球的原理,但是这个原理是教会所不容的。我们平常所学的是伽利略如何如何坚持他的理论,可是布莱希特写这个剧本可不是这样呈现的。

安德烈说,布莱希特有一个独特的呈现,他写的伽利略面临两个选择,就是当教会不容许他的这种理论的时候,伽利略的两个选择是:第一,我跟你硬碰硬,为了我的伟大的原则我被教会迫害而死;另外一个选择,是我对你屈服来保存我自己,可是保存了我自己之后我还有更多的发现、更大的贡献、更大的颠覆要做。

剧本的结局是伽利略选择了后者,而选择后者的时候会被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你“变节”,你屈服了,但是他是为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东西。

我问他,在你们同学课堂的讨论里,最核心的是什么?他说,课堂讨论到最后的核心就是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教廷或国家这种巨大的机器,个人什么时候要抗争、要牺牲,什么时候是可以妥协、可以退让的。布莱希特写伽利略是在影射纳粹法西斯,他自己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47年在美国还被做过“忠诚调查”,所以对个人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紧张关系,他非常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