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允斌之子刘维东 刘少奇长子刘允斌自杀之谜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出身高官门第,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2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后来何葆贞就在狱中牺牲了。刘少奇则在十多年以后才见到儿子。
刘云庭把刘允斌带回炭子冲以后,将他寄养在大哥家中。刘家家境不好,对刘允斌的到来他们并不欢迎,因为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巴,同时他们害怕受刘少奇的牵连被抓去杀头。除六伯之外,其他几个伯父也避而远之。懂事的刘允斌只好逆来顺受。
五岁的时候,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有些发白,他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几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饭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赶回家,早了会挨骂。
刘允斌长到九岁,在外干活的六伯回来了,不知他通过什么门路居然把刘允斌送进了学校。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
2 苏联成了第二故乡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北(今乌鲁木齐市)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
刘允斌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他们同样都是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人的子女。各国领导人经常到儿童院来看望这些儿童。刘少奇、周恩来等去苏联的时候也去看望他们。
刘允斌是在苦水里长大的,一到苏联,学习就很用功,俄文的字母很拗口,他每天一早第一个起床跑到外面去练习发音,免得惊醒其他同学。新学年开始时,他被编入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学习,整整跳了一级。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军装甲车长驱直入,在攻打明斯克市时,德军抓走了20多名正在这里度假的孩子,其中就有朱德的女儿朱敏。儿童院大为震惊,动员大家参军,不少西欧国家来的大孩子穿上了军装,开赴前线。刘允斌也要求上前线打仗,但没有得到批准。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了,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刘允斌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他各科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苏联教师惊叹不已。
然而刘允斌对自己所学专业并不满意。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了原子弹以后,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乖乖地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下大大刺激了苏联。在德国投降以后,苏联千方百计搜罗参加过德国原子弹研制的专家、图纸、仪器设备,抢先弄回国内,开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究工作,并在莫斯科大学开设了原子能专业,这是一个十分秘密的专业,非苏联人不能进入这个专业。
刘允斌知道原子能对自己国家前途的重大意义,可又进不了这个专业学习,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他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了一年之后,决定离开这所大学,重新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它直接与原子能有关,将来也可为原子能事业服务。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刘允斌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专业学习。
1947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成立了一个中国同乡会。由于刘允斌学习成绩好,工作积极,任劳任怨,肯为大家服务,更重要的是他有相当强的组织才能,因此威信很高,被选为同乡会会长。
3 跨国婚姻的悲剧
刘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国联姻,尽管他们夫妻感情不错,并养育了一对可爱的子女。但由于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国。
刘允斌的妻子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姑娘,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养女儿,家道堪称小康。
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双方都继续学习,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养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再过两年又养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他们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并且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相当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啊!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玛拉摇摇头,“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有了稳定而称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国,年迈的父母谁来照顾,谁能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两生的中国,能够生活得下来吗?”
玛拉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亲戚、同事、朋友来做刘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为重、留在苏联。但是刘允斌态度坚决,玛拉彻底失望了,也明白了: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万般无奈地对丈夫说:“克林姆,你回去吧!但以后你会后悔的。”
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了祖国。
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无奈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继了。刘允斌给玛拉母子在莫斯科买了一套房子,让她们有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
此后玛拉和她的子女就一直在那套房子里住着,刘允斌不时把自己的工资换成卢布寄给玛拉,补充家中开销。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后不久,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4 核燃料研究工作
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刘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有时晚上也不回南区宿舍,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抽烟。
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她有着南方人的温柔、文静、体贴,她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务,使刘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当时刘允斌正着手研究核燃料问题。
研制原子弹首先要有合格的核燃料,核燃料来源于铀矿。但天然铀中只有含量占0.7%的铀235可以利用,而占99%以上的铀238是不能直接利用的。
但铀238有一个特点:它在中子的轰击下可以转化为钚239,钚239是一种比铀235更好、更高级的核燃料。如果用钚239来制造原子弹,在相同的威力下,可以比铀235做得更小、更轻。然而分离钚239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任何国家都视此为头等绝密材料。刘允斌所担负的工作就是要想方设法把钚239从反应堆烧过的废燃料中分离出来。
这项工作与原子弹的研制成败密切相关。研究室在刘允斌的带领下,经过上千次的试验分析终于在试验室里提取出钚239。
1962年8月,关键的钚分离工厂尚未设计,苏联就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在内蒙建立一座核燃料工厂,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
202厂初具规模以后,二机部刘伟部长调刘允斌到包头工作,原子能研究所的整个核燃料工艺室并入该厂,成为第二研究室,并把同位素分离课题组的全套人马全部调去。
刘允斌一到工厂,就立即成立第三研究室,根据研究需要,设立物理化学、工艺试验、理论计算、分析研究四个组。遗憾的是科研人员奇缺,刘允斌四处物色人才,从二机部系统的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要来一批科研人员,又从北大、清华等高校要来一批优秀毕业生,能调的就调,调不来的就借。
李妙秀这时也来到包头,在三室担任分主任。当年二机部用人很严,对有海外关系、出身不好的人更是大忌。刘允斌大胆破格用人,把北大一位出身不好的优秀研究生从外地一小单位要了回来。
有人向他提出意见:“这个人出身不好”。他说:当年美国搞原子弹时许多科学家都不是美国人,是从纳粹德国和匈牙利等国请来的,他们甚至在希特勒直接指挥下工作过。事后证明,“出身”不好的这位同志工作非常出色。
李妙秀生第一个孩子时,为了不影响刘允斌的工作,自己提出到上海娘家去生产。生第二个孩子时,刘允斌听到母子平安的消息以后,拜托了护理人员就一溜烟跑出医院,钻进了实验室。李妙秀自己也是干这一行的,她知道刘允斌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也离不开他,所以并未埋怨丈夫。刘允斌事后与人谈及此事,深有感触地称赞妻子对自己的支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喜讯传到202厂,刘允斌不禁泪如雨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几年来,自己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学到莫斯科大学核化学系,并不惜抛妻别子回到祖国,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紧接着中央又作出决定,号召尽快研制氢弹……
5 刘允斌自杀之谜
“文革”风暴一来,刘允斌就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技术权威,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202厂是个保密单位,又地处边陲,中央三令五申军工厂不准串连,不准乱。当时刘少奇还在台上,一些心怀不轨的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批斗刘允斌。但自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的“黑司令”。
这样一来,202厂就像炸开了锅,造反派林立,闹得鸡犬不宁。刘允斌就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谁就最最热爱毛主席。这就苦了我们这位刘大哥,厂里批斗不够,又给他挂上牌子,拉到离厂十多里路的包头市区去游斗。北京城里二机部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
最使刘允斌感到难过的是,过去一些受过他帮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扭到一边;一些平时相处得很好、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来了。个别的人揪住他的头发,要他做“喷气式”,往死里整他,要他揭发刘少奇。刘允斌相信父亲是光明磊落的。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刘少奇,他不喊;要他断绝与刘少奇的父子关系,他不为所动;要他揭发刘少奇的罪行,他也说不出。
在这些日子里刘允斌和李妙秀夫妻俩过着孤立无援的日子,一些同情他们的好心人,也爱莫能助,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对从山东来的,开始时帮他们做饭、后来帮他们领两个小孩的王老伯伯和王老奶奶。造反派要他们检举揭发刘允斌,但他们心地善良,回答很干脆:我们只帮他们做饭带小孩,其他事情一概不管。
1967年11月21日晚上9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以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发,并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
就这样,这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成绩斐然的核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3岁。唯一留给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