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吴国盛 北大教授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图)
新浪科技讯 7月1日上午10时,北大教授吴国盛做客“首都科学讲堂”,做题为“什么是科学”的主题讲座,讲述了讲科学的本源,现代科学所遇到的新问题等。新浪网做为“首都科学讲堂”的独家支持门户网站进行了图文直播。[首都科学讲堂专题]
主讲人简介:
吴国盛,男,1964年09月生,1995年09月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叶秀山教授,于1998年06月获得博士学位。1996年以来,研习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关注环境问题,开展对现实中种种现代性“现象”的反思,形成了新的学术思路,在如下四个方向致力于“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即以“追思自然”为主题的自然哲学、以柯瓦雷概念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科学思想史、以现象学解释学为哲学背景的科学哲学、以技术批判理论为特色的技术哲学;在“科学革命”和“技术理性”两大专题上积累文献、开拓思路。此外,探索和研究科学传播学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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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讲什么是科学,这个题目很难讲。第一我解释一下,我本人并不是做科学工作的,人家说你又不做科学,你讲什么是科学,能讲好吗,科学就是分科之学,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既不做物理、化学、生物,说自己是做科学,这是没有的,但是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就是做科学的,我研究的是一般的科学,因为我是科学哲学的教授,专门研究科学的,所以今天讲这个题目某种意义上是很合适的。
科学在中国当前是一个很麻烦的术语,中国古代没有这两个字,它是用来翻译西方的词的,早期不叫科学,早期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格致学,后来是日本人把它翻译成科学的,有一个日本学者认为西方的学问跟中国的学问很不一样,中国古代的学问是文史哲不分的,是通才之学,国同之学,西方的学问是一科一科的,所以他就把西方的学问翻译叫科学,取分科之学的意思,这样的翻译从日本带回来了,早期的留学生带回来了,大家觉得科学更能表明西方学问的特别,所以中国人用科学这个词也就是一百年左右,甚至广泛传播开来不到一百年,但是在一百年之内,科学已成为现代生活中的最显眼的词语,五四运动引进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科学一旦成为一个生活中日常术语之后,人们再想说什么是科学就搞不清楚了,你问我什么是科学我反而搞不清楚,一问我反而不知道了。今天我们正本清源地看一下科学,主要讲一讲西方人看来科学是个什么意思。
英国人讲的科学一般是自然科学,中科院不用加自然两个字,讲别的科学就要加定语,社会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法文讲科学往往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包括文史哲这样的人文学科,所有的成系统的知识都是科学。中西文化之间讲科学的来历,我们必须要回到根上讲,为什么有科学,西方怎么有科学,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所以必须回到人文层面讲,所以今天主要的意图就是说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人文传统,它会孕育出不同的知识类型,西方的知识类型就是科学类型,中国的就不是科学类型,现在我们叫人文类型也可以,但是这个词容易误解,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们讲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为什么必死的人都很勤奋,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早就了一个好的生活模式,在这个文化之前我们觉得这个生活是值得过的,这个文化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文理念,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是最理想的,中西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就是人文理念的差异,什么样的人是最好的人、什么文化是最值得学的文化。
吃饱喝足,吃到什么地步,喝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吃,不同的文化都不一样,所以从人文理念开始追究科学的根源,中国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什么是仁呢?仁的最高理想就是那个仁,仁者爱仁的仁,杀身成仁那个仁,仁就是亲情之爱、推己及人的仁,为什么这样?中国文化是一个血缘文化,这是农耕经济之上的血缘文化,以血亲为文化基因的,所以中国文化是血缘文化、亲情文化,中国人文化的展开是按照请为最高的原则,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是情感至上,理和法次之,我们中国人法制意识单薄不是别的原因,和文化基因有关系。
中国人情感至上,论语里讲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为什么人死了以后要守孝三年呢,孔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孔子通过回溯,让他回忆,父母从小养你吃的苦、受的累,不只三年吧,通过这个回忆把他带回到同年,让他感觉到你问这个问题就不对,所以在情感的氛围当中问题就消解了,所以中国文化是亲情文化,血浓于水等等,就是这个文化。
西方文化是地缘文化,比如今天各位走在一起就是一个地缘行为,我们中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为了某种事情走在一起,这就构成地缘文化,地缘文化也有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契约文化。
中国人在家里就是父亲讲话说了算,爷爷在就是爷爷说了算,地缘文化就不这样,它强调契约文化,定一个规则,比如说要听讲好好坐着,手机关掉,我呢也好好讲,所以契约文化始终是西方文化很重要的标志,包括基督教,上帝和人之间也要定约,新约旧约,规则意识就是来自西方文化,他们对规则看得很重,也很死,因为对他们来讲规则一旦打破,文化就解体了,就完蛋了,所以西方人看不清楚我们中国的东西,按道理应该不行,但是还是很行,老外老说中国快完了,还有两年、两个月,过了两个月还很好,我们中国人有规则,但是做事情讲究灵活性,见机行事,我们的文献《易经》就是讲在纷纭复杂的变化当中把事情搞好,这是最高的智慧,我们见机行事,我们与时俱进。
我们懂得在不同的情况下调整自己,但是西方人很强调规则,我们中国人不大讲交通规则,红绿灯也不大管,没车就过,我们确实是这样,如果你看一个车都没有你还不过那你就傻冒,你怎么这么笨,没有车你怎么不走,德国人三更半夜都会在马路上等着,一个车也没有,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感受,觉得外国人刻板,一点没有通融的余地。
这样一个契约文化讲究个体的独立性,个人主义是很强烈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认为没有个人,每个人都是在网络之中,社会之中,每个人在家有父母、亲戚、出门有朋友、领导、同事,关系网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这个网络当中,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认为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主义、个人主义,对契约文化很重要,因此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我们中国人讲的仁爱的仁相对应的就是自由。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很强大的对自由的追求,作为他们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我们中国人不太理解自由这个词,自由散漫、自由主义、自由化不是好词,我们不大理解自由,以为自由就是胡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你肚子非常饿,兜里没有钱,自由的行为中国人理解就是抓起包子就吃,我们理解的是胡来,但是抓起包子就吃在西方人看来不是自由,因为他认为你是屈服了你肉体的欲望,所以自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规则来办事。
那么什么是自己的规则,自己的逻辑呢,这话就说到科学的起源上来了,西方文化有“两希”文化,一个叫希腊、一个叫希伯来,一个叫做希腊科学,一个叫基督教,这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两大来源,我们讲科学必然要讲希腊,希腊的文明也是在公元前五百年到三百年之前,跟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大体相同,那个时候是现代文明的开端,希腊当然是一个很讲究自由的国度,它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奴隶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没有自由,什么叫没有自由呢,首先是没有政治权利,自由民认为自己有政治权利,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当时希腊学问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告诉他的子弟们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心所欲,胡来,所以西方很重要的就是研究究竟什么是自由,希腊学术要告诉希腊的后一代,自由民、贵族的后代真正领悟什么是自由,怎么办呢?他们发展了一门学科,发展了一种学问、知识类型,我们称之为科学,科学用来告诉希腊的自由民的后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那么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由自啊,由着自己,关键问题是什么是自由,希腊人说自己肯定是在灵魂里面,不是在肉体里面,饿了就想吃那怎么理解舍生取义这些行为啊,所以肯定不在肉体里面,在灵魂里面,那么灵魂里面也很复杂啊,什么东西是自由的处所呢,他们说思想里面,但是说思想也胡思乱想啊,他就说是思想里面理性的部分,那么理性怎么把握呢,这就是希腊科学追求的东西,它抓住了理念这样一个东西,什么是理念?希腊科学分了两大类,一类是数学,一类是哲学,数学是初级课程,哲学是高级课程,数学跟中国数学很不一样,中国人学数学是学计算,我们数学都是应用性的,能掐会算,但是希腊人学数学不是为了计算的,是为了推理的,为什么数学走上了推理的道路呢,就是因为希腊人要研究这个理念,自由的根本之所在,什么是理念,我们举个例子,数学上研究圆,什么是圆呢?我们可以说表模子是个圆的,瓶盖是圆的,但是我们仔细研究研究表模子并不很圆,这样就出来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圆,既然你知道他不怎么圆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圆,那么那个真正的圆在哪,现实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圆,希腊人说对,是因为圆的理念在我们的理性里头,让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了。
大家注意事先这两个字眼,我们在说什么东西的时候事先知道这些东西,不然说不出来,所以希腊人说理念的研究才是我们着重要研究的东西,那么理念有什么特点呢?理念一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它不变,圆嘛,各种各样的圆都有,椭圆、扁圆,但是真正的圆只有一个,第二个特点,这个圆是自己来说明自己的,不依赖别的东西。
在公元前五百年的时候,希腊的彼得格拉斯已经给出勾股定理的证明了,因为他说直角三角形不是测量出来的,希腊人的尺子上没有刻度的,只是一个直线。没有刻度的,他说我没有测量过这个东西,我是要根据直角三角形本身的特点推出来的,这个毕达哥拉斯定理是蕴含在三角形里面的,就是三个边搭在一起,直角三角形就是有一个角是直角,从头到尾都是按照自己的概念逻辑走的,用不着具体看,所以根据直角三角形本身的特征他们可以推出来,两个直角边的面积(或平方)加起来等于斜边的面积(或平方),所以西方的是推理、证明、演绎的过程,它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道理按照道理自身的逻辑推出来,不求人。
我理解它跟自由的理念有关系。我们说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尊敬,就是因为他是有原则的人,希腊科学一开始跟我们中国的自然知识不一样,我们知识都是实用型的,而他们是走的内在型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们说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内在的科学、自我推理的科学,这个科学在当时并不是在和人文相区别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当时就是希腊人的人文学科。
所以我们经常说学数学在希腊人看来不是理科的课程,首先是一门政治课、德育的课程,他学了数学才知道什么是内在性的东西、才真正领悟了自由的境界,就是复数内在的境界,所以我们说柏拉图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不懂数学不得入内,就是说你没有初级的理论认同你就没有必要往前走了,所以我们开玩笑,不学数学就不能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在希腊人看来,如果你学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说明你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人,我们的文化对实用性很强调,解决具体的问题,超越的东西我们考虑得比较少。而希腊人一定要强调科学的目标是要达成自由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绝对的、内在的,自我推演、自我展开的,所以演绎法是把固有的东西展开的过程,西方科学一开始走这个路。
这条路与他们的规则很有关系,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毕业以后没有留在母校任教,而是自己开学校。自己发展了和老师不一样的体系,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热爱柏拉图、但是我更热爱真理。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子在父隐、父在子隐,父亲犯了错误作为儿子不应该举报、不应该谴责,别人可以说,但是儿子不能说,反过来也一样,这说明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是以血缘亲情作为基本的文化基因的,父子之间是最亲密的关系,最基本的文化构成关系,就像国家国家,国家是按照家庭结构形成的,而家庭的基本结构是血缘亲情关系,据说韩国法律还融入了儒家思想,在窝藏、包庇罪里面,如果你是亲属关系的话可以减除一半,这叫亲情互隐。这是儒家的道理,在伤害罪里,如果你是亲属的话,爱加倍,虐待父母和孩子,本来判五年的话要判十年,这是对的。但是希腊人不一样,希腊人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中国人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
西方人看来理是至高无上的,不合理的就不存在,举个例子,希腊有一个叫芝诺的哲学家说运动不存在,他说运动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A点到B点,我必须先到达AB的中点C对不对,为了到达D点,又到达AD的中点E,这样下去就走不动了,不断地分,根本走不下去。
他还说跑得快的追不上跑得慢的,兔子想追上乌龟必须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可是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乌龟又不在那儿了,又往前爬了,你又要到达乌龟刚才的位置,所以芝诺说兔子只能接近乌龟,因为他永远追不上,我们中国人听这个问题就说你就是狡辩嘛,怎么追不上呢?无非你是开玩笑而已,不是的,他们很认真,直诺说这个东西讲不通运动就不存在,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推动了西方数学和逻辑的发展,这个难题目前也不能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听就能听懂。
所以他们走的路子始终是非常坚硬地捍卫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这个东西出现问题,我们知道一个文化,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一个要死的人能够活蹦乱跳地活着,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提供了有意义的生活模式,这个模式里面最高的价值理念就是最高的人文理念,那个里面一旦打破了我们的生活就不值得过了,什么样的情况使得我们万念俱灰,一个文化,基本价值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民族就很难过了。
同样对希腊人来讲至高的理念不能出问题,根号二的发现,就是一个等腰的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的长度,如果你直角边是一的话,斜边就是根号二,最早根号二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的,他们提出一个万物皆数定理,可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发现根号二不是一个数,因为希腊人认为数都是有理数,都是正整数之比,只要你能把一个数表述成两个正整数,就是有理数,他们发现根号二不是任何意义上可以表述的数,这个发现出来以后,毕达哥拉斯学派悲痛欲绝。他们把发现者就扔到海里去了,处死了,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处死你算了,这说明他们对至高的理念强调到什么地步,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至高的理念,导致希腊的科学在所有的文明中间成了一个极其突出的东西,它对于内在逻辑的拘泥导致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科学类型,这个科学类型中国古代没有,埃及人、印度人都没有。
我们讲了半天,讲了科学在西方的第一个阶段,在希腊的,作为一种自由的科学,始终是一种内在型的科学,它不是经验科学,而且越没有用越好,越纯粹、越高贵,但是这样一个科学到中世纪衰落掉了,在近代被欧洲人重新发扬光大,他们接过来以后酿造出了另外一种科学类型,就是中国人很熟悉的现代科学。
现代科学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它是有用的,现代科学有两大始祖讲了两句话,一个就是培根讲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很重要,一语道破了现代科学的特征,现代科学是力量型科学,现代科学是有用的科学,培根批判希腊人都是孩子,爱玩儿,不懂得用科学造福于人类,他们就是天天在那儿玩。
希腊人有两大发明,除了科学之外,还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奥运会,奥运会就是希腊人发明的,现代奥运会和古代奥运会很不一样,奥林匹克是个GAME,以前我们都觉得怎么会是玩儿呢?现代奥运会是一个比拼的过程,但是希腊人的奥运会就是玩儿,是一个自由的运动,跟我们讲的科学要联在一起理解,所以培根说希腊人不行,那么好的科学拿出来一点用没有,吃得、住得都很差,他认为科学应该为人类造福,他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要发展功利型科学、应用科学,怎么办?就要对自然界有一种新的态度,要利用它,他说要征服自然必先顺从自然,欲顺从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利用自然不是一般的了解,不是你坐在一边看着自然界,不对的。
应该把自然界抓起来拷问他,让他供出自己的秘密,所以培根的思想为近代的实验科学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近代的科学走上实验的道路就是通过对自然进行拷问逼出自己的奥秘,人类掌握这个奥秘之后就可以为自己造福。这就是我们近代科学的重要的本质。就是为人类造福,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拷问。
还有个人是法国科学家笛卡儿,叫我思固我在,他这句话也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号角,他把思想的问题,希腊人讲自由本质就是思想,思想本质的部分就是理性,谁的理性呢?笛卡儿说我的理性,我们讲以人为本实际上是近代科学的思路,人成为世界的价值核心,世界是什么样的,从此都要按照人的目光、人的理解框架去透视它,这样一个思想,笛卡儿把它给做了一个普遍话的努力,称为数学化。
笛卡儿把世界彻底数学化,他认为只有数学上能说得通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这句话跟希腊人的话很像,只有合理的才是存在的,不合理的不存在,动了半天了白动了,笛卡儿进一步说,什么是自然界,能够被数学化的部分才是真正的自然界,不能数学化的部分可能只是暂时不能数学化。第二个如果完全不能数学化,那你不是自然界的东西,是谁的东西呢?是人自己脑子想的东西,是脑子的私心杂念,所以他继承了希腊人的科学理想,近代科学跟希腊科学是连续性的东西,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力量维度,征服的维度,实验的维度,希腊科学是不做实验的,认为我动动脑筋就可以了,近代科学这样一个理想,实际上我们说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必然产物,它继承了自由的理想,依然是自由的理想,但是近代的自由理想和古代的自由理想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希腊人的自由刚才我讲过是一种超功利的、非功利的,内在型的思路,但是近代人的自由有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两希文化的第二个希,基督教文化给近代世界带来新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意志自由。它很强调意志,基督教大家都知道上天堂、下地狱都是你自己说了算,全靠你自己,上帝赋予了你自由的意志,愿意上天堂上天堂,愿意下地狱就下地狱,但是上帝那么好,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灾难呢,这似乎很麻烦一个问题,但是很容易解决,是人类的先祖背离了这个东西,所以意志自由到近代有了一个新的维度,强调人要做点什么,人生要做点什么,我们以前教育学生,说我回忆我的人生的时候,有没有后悔。
这就是生活的意志,就是我这一辈子要做点什么,否则我人生在世来一遭不白来了,这并不是人类普通的生活模式,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模式,希腊也没有这样的模式,希腊人认为通过沉思,通过理解理念的内在逻辑获得高尚的生活,中世纪的人也不是这样的逻辑,他们祈祷、低着头做冥思苦想的生活,近代人认为人要做点事情,这构成了近代科学的重要特征,近代科学就是一个攻击型的、进取型的、侵略型的,什么是实验呢,就是在极端条件下,让自然界把自己的规律显示出来,自然条件下显示不容易,就在实验室里面高温、高压、高密度、或者特低的,总而言之在非自然状态下把自然的规律出来,这就跟驯马一样,各种规律你都熟悉了,就不陌生了,就可以驾驭这个马了,他通过不断地对自然刺激,把模式建立起来就方便了。
所以近代科学基本上是一个可以预测的科学,一个科学如果没有预测能够就不行,有了预测能力,我们就能安心地征服自然,如果我们对自然界不知道,那我们就不敢轻易放纵了,如果把山劈了,就不敢劈了,如果说预测到问题不大,就可以劈了,所以近代人胆很大是建立在科学的规律之中。
但是今天有了新的问题,什么是科学?我的主要目标是要回到人们对早期科学的理解上去,现代科学在几个意义上对古典科学有所背离,第一个是对自由本身的背离, 科学对自然界越征服,越控制,人类似乎就越有滋有,比如今天到上海去一会儿就过去了,过去还得走好半天,因此我们就有对自然征服的控制。
今天我们可以在晚上开讲座,因为我们有灯,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越是有更高的技术,越是感到自己很自由,越是感到自己对自然有征服,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是什么?人是悲剧性的,是自然的一部分,当我们对自然进行控制和征服的时候,同时意味着人对自己也进行了完全的征服和控制,现在为什么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的工具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一方面这个人是分裂的,作为主体的人似乎是高高地扬起来了,但是我们的人体依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人体适合喝矿泉水,不适合污染的水,显然污染水是我们工业带来的,是我们征服自然带来的,人如果晚上睡觉、白天起来最好,反过来不合适,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使得你要白天睡觉,我们最好吃绿色的蔬菜,不要加各种各样的化肥、农药,但是现在技术国家我们,为了大家都吃一口,要加化肥、加农药,还有人有自己的固有节奏,我们千百年以来和太阳运动相协调的节奏,决定了人基本的生理节奏。
在技术征服自己的时候,人被自己所征服了,这是现代科学遭遇的很大的问题,现代科学对自然征服和控制的时候忽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生活的意义是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科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就讲到了一个对现代科学的反省问题,现代的科学是一种以实验室的方式,通过对我们的世界进行数学的这样一种还原,来对自己进行控制和掌握的这么一条路子,它还能走多远,今天已经碰到某些界限,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忆起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人有没有科学,这是大家很喜欢问的问题,科学就是西方的东西,西方是什么知识什么学问呢,它是一个以追求自由的理念为核心价值的知识学问,那我们中国是不是不行呢,不是那么回事,在文化的最根基处说不上高低,说不上好坏,我们现代化造成了某些偏激的思想,我们的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丢了很多,可是一个没有文化主体的民族,这就好比说一个没有科学的民族是一打就垮的,一个没有人文的民族是不打自垮,因为你没有文化认同,你搞得很好之后,无所谓。其实中国的文化现在就碰到这样的问题,它在近代的现代化过程中基本的东西丢失了,这个问题到现在依然是在争论之中。
西方的崛起是靠对希腊文化的发掘,他们找到这个根了,他们把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结合起来,酿成了现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那么我们靠什么,自己的东西丢了,洋人的东西学不来,很难学啊,希腊人的自由的里面我们中国根本理解都不理解,我们学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本身是什么也别忘了,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依然是很大的问题,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应该怎么办,我今天愿意花五分钟中国文化对于科学的问题有什么意义,刚才我们讲,希腊纯科学到近代的科学是西方人的一脉相承,而且求利科学遇到一系列问题,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以及人的疾病的、土系的改变,现在传染病不猖獗了,但是一些新的疾病、代谢性疾病,环境污染带来的癌症的争夺,都是新的疾病谱系,这对人类的生活模式是一个挑战,地球上的资源是有线的,我们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科学应该反省,应该调整自己,现在实际上也在调整,过去还原论到现在的整体论,由过去的决定论到现在的不决定论,很重要的一个科学模型在出现,我称之为博物科学。
什么是博物学呢?就是要建立人和自然之间亲密的、直接的联系,这种科学认为,人和自然打交道首先是人和自然的生活相适应,现代人为什么在都市烦了到要野外走一走,这是对人性的基本恢复,人根本上作为一个几百万年进化的后裔,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模式已经某种意义上无法适应工业化的速度,人身体的进化是很慢的,工业化才三百年、二百年,这几百年就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人类无法适应,当然有一天我们也许可以进化一下,进化明天炒完菜不加点敌敌畏不香,但是也得几百万年才行啊,不能马上适应啊,适应是可以的啊,过去氧气是毒气,后来进化成养命之气了。所以污染到最后是人倒霉,可能我们的近亲也会跟着倒霉,动物离我们最近的越倒霉,但是微生物是最高兴的,核炸弹对微生物都没有坏处,它们反而获得了进化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讲恢复自然的观点,实际上是恢复我们人的一个基本的角色。
过去在笛卡儿时代把人的主体性强调到一个过分的地步,以为人可以超越自然之外,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科学试图提出一个问题,现代科学进一步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吸取东方的智慧,我认为是有可能的,首先在端正人与自己的关系上面,东方的智慧值得重视,具体来讲就是我们的博物学知识,中国古代也有自然学知识,就是博物学知识,它只是没有被专题化,中国的学问是通才之学,中国的自然知识也没有单独设一个理科来教,蕴含在诗经里面、论语里面,在老庄的道德经或者《庄子》里面,所以关于自然的看法、自然的知识是渗透在中国的古典之中的,这些知识首先不是一个征服和控制的知识,而是一种人和自然相协调的知识。
这个协调性,因为中国属于天人合一,这个命题里面得到集中体现,通过天人合一,揭示了人和自然的内在联系,这样一种体悟跟传统的西方科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今天讲科学,我们的狭义的科学就是西方的科学,再狭义的科学就是西方的近代科学,广义的科学应该包括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我称为博物科学,所以什么是科学今天我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尼采说,历史性的东西是给不出定义的,因为定义一给就死了。
历史是在演变,科学是在演变的,因此我们只能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出几种类型。
今天花了很多精力讲科学的本源,自由的科学,近代的求利科学,最后讲了讲中国传统的博物科学,三种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各显风采,各自维护和辉煌而持久的文明,今天我们的求利科学出了问题,怎么办,有很多办法,我的粗略想法就是引进东方的博物智慧,回溯到希腊自由科学的理念,来共同改变、修整我们的现代科学,使之朝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