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谈改革 章立凡:要改革 还是要“文革”?
2012,注定将成为一个不平静的年份。中国公众对体制性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的愤懑情绪,有太多的能量蓄势待发。未来会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内乱?能否通过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避免无序的暴力革命?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文革”是特定政治体制的产物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决议》解释发动的原因说:“这个期间(指1957——196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邓小平在反思毛泽东的错误时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
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决议》是思想解放的一项重大突破,同时也是特殊形势下政治平衡的产物。当时,出于政治需要,强调“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没有彻底清算其错误;但是,《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及邓小平对毛泽东错误成因的分析,从另一角度承认,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是执政党及其政治体制的产物。
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这与吉拉斯对斯大林式极权主义体制三要素的分析不谋而合: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
中共曾长期“以俄为师”,1949年建政后,通过土改、农业集体化和“对资改造”,建立了苏联式计划经济,消灭了中产阶级;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将社会组织置换为党化细胞,实现了社会一体化;通过“改造”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实现了意识形态一元化。
当一切都高度统一之后,执政党不得不直接面对内外的一切矛盾和压力。消灭党外民主之后,党内民主也不复存在,出现了毛泽东的家长式专断。消灭外部竞争之后,导致党内斗争日益激烈和残酷,并将全体人民拖入“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
“文革”的基因分析
《决议》在评价“文化大革命”时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这段话若从另一角度解读,则“文革”的动因并非“党内路线斗争”,更像是一场权力斗争。最简洁的表述是:执政党领袖利用军队的支持和人民群众对官僚体制的不满,发动政变推翻了经由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元首。
林肯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What the people having what to the government having right away)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全民卷入的历史浩劫,仍有若干因素值得反思:
(一)政治体制垄断:不容政治异己,不容分享利益,不容异质思维(如前所述)。
(二)民粹主义基因:民粹主义的特征是抬举民众,蔑视精英。它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视其社会情境或反对的对象而定,基本上可以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胡绳曾指出毛泽东在建政后出现的民粹主义倾向,其实这一倾向在革命成功前即已存在于中共内部。
民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发动群众斗富人、知识分子、干部到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中毛泽东的名言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1975年12月31日)
(三)“国民性”中的暴力基因:暴力的基本特征是蔑视人权。以“均贫富”为目标的农民起义,是王朝更迭的主要动力,形成了中国以暴易暴的周期性内乱。长期生活于封闭农业社会的中国人,人格常常处于分裂状态:一曰太平顺民:从圣、从众、从权,无独立人格,集体无意识并甘受奴役,爱作“自了汉”且冷血围观横暴;二曰乱世暴民:喜依附权势帮派,只讲站队,不论是非,逢乱时由奴颜婢膝的顺民,迅速变身趁火打劫的暴民,易被野心家利用。
(四)蒙昧主义教育和个人崇拜:美国一中学老师曾做过一次“法西斯试验”,用希特勒的手段来管理学生。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在学生中赢得了绝对的权力和威望。“克里斯玛”(charisma)式的魅力型领袖,在专制封闭的后发国家尤其有市场。
“文革基因”部分来自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的造神运动,是反智的民粹主义产物。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的苏式教育生产线,从设计上就不是为建设公民社会服务的,其基本特征是排斥独立思考,将人制作为大机器上的标准件。
(五)封闭社会环境下的生存、发展权利不平等:1949年后的“一边倒”政策,令中国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自外于世界主流文明。在发展模式上仿效苏联,以剥夺农村来发展重工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民的迁徙自由,令农民沦为“二等公民”。
“均贫富”革命的结果,是干部享受特权而全民“均贫”,“共同富裕”的承诺成为泡影。伟大领袖巧妙利用民间蓄积的愤懑,用“造反有理”的口号点燃炸药,将全民推入“炮打司令部”的狂潮,实现了他的政治目的。
当下的纠结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告别“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苏联式计划经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迄今仍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
鉴于“文革”的惨痛历史教训,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将“党政分开”列为首要任务,提出“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也载入了国家宪法和中共党章。
北京政治风波后,尽管邓小平坚持“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但是,改革在事实上已经停摆。此后,他以“南方谈话”重新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未及重启政改就逝世了。
此后20多年间,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党政不分、权力集中造成了积重难返的体制性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尾大不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撕裂了整个社会,在法治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如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共识已经破裂,经济的成功难掩政治体制的缺陷,“改革”一词在百姓心中辉煌不再。
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唤醒了国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陈旧的上层建筑,已不适应与全球化接轨的经济基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权力因失去对资讯的垄断而风光不再;公民社会在民间崛起,令虚拟世界及现实社会中的官民互动,变得越来越直接和迅速。
当前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陈旧的政治体制的矛盾,是民众分享改革红利的要求与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经济利益的矛盾,是思想文化多元与落后的意识形态垄断的矛盾。
“文革基因”犹在
“文革”是一场反文明的历史大倒退,令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出现了断层;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历史决议》中的曲笔,为近年“文革”思潮的回潮埋下了伏笔。上世纪80年代以启蒙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从体制层面反思“文革”。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专制主义回潮,令十年浩劫的历史记忆遭到屏蔽,对“文革”及其发动者的反思远远不够。
近年来,权力的失控与财富的傲慢,令少数既得利益者“身后有余忘缩手”;分配不公和发展机遇的不平等,使相当一部分边缘化人群“眼前无路想回头”,怀念毛时代的“平等”,期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宣泄自己的仇富情绪;有些年轻人从未经历过“文革”,仅仅因为对后毛时代的失望,就误以为毛时代无比美好。这些人盼望出现一位新威权强人,带领大家闹革命,并分享新一轮的财富再分配。
2010年11月20日,上海召开“重庆模式”研讨会,出席者除专家、学者、官员和媒体人外,还有戚本禹、朱永嘉两位“文革”风云人物。一时各界议论纷纷:休眠的“文革基因”是否被激活了?
某地以透支未来的方式营造了一种“模式”,其另类手法与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颇多神似:如肃清黄赌毒及帮会道门,博取群众拥护,推动社会一体化;打出“共同富裕”旗号,通过打劫富人等手段聚敛社会财富,烘托经济繁荣。但是,没有宪政和法治保障的所谓“发展模式”,不具备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其风险在于不可持续。
近来发生的重大事件,由于网民于第一时间披露并持续跟踪,信息自下而上的几何级数式扩散,打破了官方固有的的资讯垄断;自媒体微博的出现,令一切偶像的兴起和解构都大大加速,同时降低了封闭社会环境下发生“文革”式内乱的几率。
这一事件再度证明:公器私用、党同伐异、任人唯亲、私相授受的政治生态不可持续,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体制,对任何人都不是安全的。这一事件或许暂时延迟了二次“文革”的发生,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只要宪政民主未能建立,社会分配存在不公,“文革基因”就不会消失,周期性内乱的风险就依然存在。
只有政治改革才能避免“文革”
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的当天,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这段话表明,当今中国朝野均已意识到,原有的政治体制不可持续,近期中国政局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部分“红二代”与党内民主派老人、公共知识分子联手共促政改,抵制“文革”。执政党需要汲取“文革”的历史教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得失作出新的历史决议,抛弃“文革”及其他成为负资产的历史包袱。以公开民主方式,实现公平竞争与权力交接。否则难免重堕权力斗争的轮回,甚至跳不出历史周期律。
胡锦涛总书记说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政治体制改革,关乎中共的执政地位乃至生死存亡,问题在于:改革最佳时机已过,权贵利益集团坐大;有多少人肯放弃既得利益,去维护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如何让党员超越自身利益,来关心党的生死存亡?
温总理在今年答记者问时还谈及:“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民智已开,民权待立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任何改革的“顶层设计”,只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才可能成功。
对于执政党而言,迈向政治体制改革便捷的步骤,是先行回归十三大的政治路线,兑现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承诺,同时切实保障宪法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权利。这最简单的一步,目前或许仍是知易行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