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王兴国 台州太守黄兴国与黄包车夫
朋友们的话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当年我那辆352号黄包车牌照确实是时任台州地委书记的黄兴国跟临海市委领导打招呼的结果,但其间的艰难、曲折和风险,以致二十四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有昨夜风狂雨骤之感。我虽然有个宁波的学生曾经给黄兴国当过秘书,并且跟那个学生的关系一直不错,但批牌照的事我竟然从未想到过要利用这一层关系,靠的完全是自己百折不挠,为一家大小的生计而背水一战的决心。
涸辙之鲋
1991年8月18日,我坐满两年牢从临平省四监回到临海家中,此时高中毕业的女儿在家待业,帮助妻子在艰难地经营着一眼濒临关闭的小店,两个儿子还在小学念书,其中一个正在升初中,全家生活陷入困顿。
回家以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苏联事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人心浮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人们议论纷纷。这种情况下,尽管我对未来不是很担心,但一家五口的生存压力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每天都得面对。根据当时浙江的通例,刑满出狱以后如果本人愿意,可以回原单位安排工作,因此我略事休整以后,八月下旬就给原单位台州供销学校打了申请报告,请求回校工作,并当面向校长恳陈了自己的意愿。
开始,校长满口应承“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照顾解决”,但几经催求,一直拖而不决。九月底,我再次向校长催求,却被告知:“我们经过研究,不想要你。”“如果有其他单位愿意要你,其他单位的人可以安排到我们学校里来。”
回校工作的事被校长拒绝,我思前想后,自己的饭碗是被两年前的一场XX风暴砸掉的,时虽已过,境犹未迁,人心还是热的,考虑再三,我决定向上级求助。台州供销学校是地区行署的直属单位,业务上归省供销社管辖。为此,9月中旬我给地委书记黄兴国发了一封语意恳切而态度不卑不亢的信函,请他根据“给出路政策”,“在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帮助我落实生活出路问题。
同时,也给台州地区政法委林益柱书记发了一封内容大体相同的信函。
嗣后不久,又以书面和走访的形式,分别向省供销社、台州地区公安处政保科、临海市公安局政保科反应了恳请帮助落实“给出路政策”的要求。其间林益柱书记曾经两次跟校长打招呼,希望学校能够接收我,台州和临海两级公安部门也曾派人前往台州供销学校联系,但都起不了作用。我知道校长对我在两年前的“政治风波”中给他添了麻烦心里有气,他更不喜欢我通过官方渠道回校工作,心里埋怨我不上门说情。
在此期间,我一边联系回学校工作的事,一边到当时还处于地下状态的高复班教政治课。教了一年的高复班以后,翌年夏天,高复班合法化了,老板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到台州中学、回浦中学等名校聘请兼职教师了,这样我就失业了。
1992年9月初的一天,妻子在街上碰到我高中时代的一个老同学,谈起我的处境,他表示,商校(台供校)的L副校长跟他是内蒙插队时的朋友,他可以替我跟L副校长说说。过了几天就有了回话,L副校长表示事情是有希望的,不过要我自己也跟G校长个别通融一下。
那天夜里我就由妻子陪同,捎上点小礼物,登上了校长的家门。可是校长还是不高兴,尽说些“应该通过组织解决”之类的风凉话,弄得我很尴尬,此时校长的妻子也看不下去了,当着我的面说:“老G,你头脑不清醒,人家已经上门了,你还这样!
”校长这才转愠为笑,以一种终于争回了一口气的口吻坦诚地对我说:“你做生意要不得的,只能教教书。林益柱书记曾经跟我说过两次,我说吴高兴坚决不要,宁可我们拿出一个指标来,也不要他。”校长当即答应我回校,要我第二天到学校找他。
第二天我到学校找到了校长,他把我安排到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这位人民大学调干生毕业的校长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图书馆工作,你知道当年李大钊就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
工作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做临时工每月只有120元工资,全家的生计问题仍然解决不了,而且临时工总是矮人一头,特别是这种通过“走后门”得来的饭碗,随时有可能被砸掉,保得住保不住,全凭人家眼色,这显然与我的性格和原先在学校的心理状态极不相称。因此,工作中,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心猿意马,总觉得这种临时工不是久长之计。为了弥补家用之不足,我又买了几张旧课桌,招了几个学生,在望江门老屋办了个家庭辅导班。
先斩后奏
有一次,地委党校教师、同道的朋友邹达祥对我说:“我看你还是踏黄包车好,据说黄包车的生意很好,象到街上捡钱一样。”我听了有些犹豫。经过了解,踏黄包车这种带有垄断性的行当,赚钱的确非常简单容易。问题在于,临海的黄包车牌照是由市政府严格控制的,当时全城只有351辆,一个牌照就值一万元,按市政府当时的政策,牌照的发放只用于安排市区的土地征用工,发放一个牌照等于安排一个土地征用工。
可是我又不是市区农户,批一个牌照谈何容易!
跟亲属们谈起此事,大家都认为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情,有的甚至认为这种想法有些荒唐。我将踏黄包车谋生的要求向临海与台州地区的某部门提出,他们都表示为难,因为审批牌照的权根本不在公安部门手中。
但是我知道,如果自己踏着一辆没有营业执照的“野牌车”上街营运,被城建监察大队(城管)扣留,请公安出面替我要回车子,他们是肯定有这个面子的。经与达祥兄商量再三,觉得此事只能“先斩后奏”,于是我向亲戚借了500元钱,在10月2号那天,请乡下的弟弟开着托拉机,由达祥兄陪同,到路桥买了一辆新黄包车,练习了两三天就上路“捡钱”去了。
当时我还挂着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名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去上班,当时学校的考勤制度很严格,但图书馆的负责人却网开一面,并没有为难我,我时不时踏着黄包车上街去“捡钱”。但毕竟是无证经营,自然三天两头被监察大队扣车,每次都是请临海公安局某科的人替我把车要回,就这样踏了被扣,讨回了又踏,如此翻来覆去要不了多久,我这个戴眼镜的野车夫就在业内有了一点小小的影响,甚至监察大队的人有时也会放我一马,达祥兄曾经打趣地说:“人家的车必须按单号双号分开踏,你这辆车却是可以天天上路的。
”
我打着“游击”,有时去学校上班,有时骑着黄包车上街,一门心思却花在如何申请牌照上。我首先想到的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多次上地区公安处找项一峰科长,他是我当年案件的主办人,虽然对整人的事十分卖力,但并没有升官,仍然是科长,出狱以后,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算是老朋友了,每次找他,他的态度还可以,给人的感觉是底气不足,老是蔫着脑袋,失去了当年办案时那种居高临下的锐利之气。
一年以前向他反映要求回校工作的愿望,他还算诚心,但现在要求他帮助我批黄包车,被他拒绝了,要我自己去找临海市政府。
有一次在地委大院对面楼上他的办公室跟他发生争论,他手下的人要赶我走,说“你再不走我们就拖你走!”我想起一家五口为吃饭的事水深火热,心一横,斩钉截铁地答道:“你拖吧!
不给解决我就不走!”感谢他们当时还算文明,没有真的拖我,只是两个人一个扛头,另一个扛脚,把我从楼上扛到了楼下,我的一只鞋也掉了,我顾不得捡鞋,赤着一只脚就跑到对面地区政法委办公室林益柱书记面前诉说,林书记没有多说话,只是劝慰了我几句。
多年以来,妻子经常提起此事,说在地委工作的亲属曾经告诉她,我在项一峰办公室吵闹时,公安处曾经有人议论要将我劳教,但也有人说,“他是某某的亲眷”,也就不了了之,但我那时候听了,毫无惧怕之心。
除了本地公安部门,十月中旬,我也曾去信给省四监的马科长——我出狱后他曾来临海造访过我,请监狱方面也出面为我说话,不久就接到了马科长的回信,表示监狱已经致函台州地区政法委,要我找政法委办公室的章明同志联系,但是我知道,林益柱书记都无力解决,找办事员更没有希望。
远观太守,一副官相
牌照是临海市政府批的,我当然免不了要找临海市的领导。有一次,我通过一位在临海市委办当头的老同学指点,找到了临海市政法委书记洪显周,那时临海市政府还在现在的耀达商场,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洪书记有礼貌地接待了我,认真地听完了我的陈述和要求后,他表示,商校属于地区直属单位,你的事情当初是地区处理的,你应该找地区反映。
我说找过地区许多部门的领导,他们都说牌照是临海市政府批的,要我找你们。这时旁边有个女的工作人员开了句玩笑:“你去找黄兴国书记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不禁受到启发:是啊,看来此事按照正常途径是没有希望的,非搬动地区最高领导不可,阎王爷可能比小鬼好说话!
我想起一年以前为回校工作的事曾经煞费苦心给黄兴国写过一封信,但石沉大海,此时又给黄兴国写了一封要求解决黄包车牌照问题的信,自然又是杳无回音。我意识到,信仍然有必要写,但关键是要找到黄兴国当面跟他谈,可是我一芥草民,要直接与太守对话谈何容易!
况且,他的办公室究竟在地委大院里面哪一座楼房,他多大年龄,高矮胖瘦,这些我都一无所知。1992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学校图书馆上班,偶然看到了校长办公室的通知:地委黄兴国书记在人民影剧院传达十四大精神,时间是下午两点钟,要求科长以上干部出席。于是,我立即回家,准备趁这个机会看看黄兴国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他究竟住在什么地方。
人民影剧院离我家很近,离地委党校下面的地区行署宿舍也很近,但离地委大院及其附近的地区行署宿舍则有一段小距离,因此估计他报告结束以后很有可能要坐轿车。为此,下午我叫上女儿,每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来到人民影剧院,让女儿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进去听报告。
此时黄兴国已经在高高的主席台上讲话,远远看去,方面大耳,一副官相。我在后面找了一个空位置,悄然坐下听他的报告。坐下还不到半个小时,就有人来到了我旁边,我抬头一看,是地区某科的陈某,一个唱红脸的角色,也算老熟人了,他年龄比我大几岁,跟项一峰相近。
他操一口北方口音正儿八经的对我说:“这个报告是科长级以上干部听的,请你出去。”我一下子火了:“你反对群众听十四大传达报告?”他威吓说:“你不出去我就叫派出所的人了!”我毫不示弱:“你叫好了,马上就叫!”这时旁边有人起来好言相劝,我出于理性,自动出去了,在外面跟女儿一起等候。
好不容易等到报告结束了,我和女儿亲眼看着黄兴国走出大门,进了轿车,我们马上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轿车沿着赤城路在前面慢慢的开,我们在后面紧跟,但过了地委大院门口,轿车拐过折孝桥,开向了公安局后面大成殿的地区行署宿舍,忽然就不见了……我当时估计黄兴国可能就住在这里的行署宿舍,但因为没有亲见轿车入内,心里还是茫然。
智闯太守宅第
1992年10月30日,是我坎坷一生中又一个不平常的一天。这天上午,我到地委大院找黄兴国,进门以后,恰好碰到在地委统战部工作的一个同学,我问他:“黄兴国书记在哪里办公?”他指着后面一座楼房说:“就在二楼窗口那一间!
”我上了楼,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口,门是开着的,他正在与人谈话。我说:“黄书记我是供销学校的吴高兴,想找你反映一点事情。”他略转了一下头,瞥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那种鄙夷的眼神,使人永远难忘。
这时,马上就过来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年约三十左右,略显富态,他对我说:“黄书记现在有事……”我说:“那我就等一下。”我退到走廊上,他也没赶我。好不容易等到黄兴国下班了,看他从办公室出来,我迎了上去,他并没有停步,我边跟着边对他说:“我给你写过信,不知你收到没有……”话没说完,来了个武警,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要向黄书记反映情况,武警说,反映情况我带你去信访室。
我知道他们派来了武警,知道自己没戏了,就说:“信访室我去过多次了,既然黄书记没时间就算了。”说罢就走。
出了地委大门,我就站在门边等候。不一会,黄兴国来了,他刚到门口,跟我照了个面,竟然又退了回去!我估计,如果我一直站在大门口,他是不会出来的,于是我退隐到离门口50米左右的一棵树下,但是心里还在打鼓:文革期间经常来地委,知道大院西边有个会堂叫第三会议室,那里有个边门可以出入,他会不会从边门出去呢?心想,他如果因我而不走大门走边门,心理上的面子过得去吗?果然,不一会他又出来了,在门口张望了一下,见没有动静就走了。
于是,他提着个尼龙纸袋在前面走,我隔了50米左右不近不远的在后面跟,沿着爱国巷穿过了西大街,离地党校下面的行署宿舍就不远了。这时,那个秘书模样的年轻人赶上来拦住了我,我一时性起,大吼一声道:“你头脑发昏了啦?街上拦人你要干什么!
”他被我怔住了,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继续在黄兴国后面跟,他则跟在我的后面。我跟着黄兴国走进地委党校下面的一座院宅——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地委高层官员住的地方,我随着黄兴国来到一座楼房下面,正要跟他上楼时,那个年轻人迎上来对我说:“我是黄书记的秘书,我姓吴,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行不行?”我说:“你我同姓。
既然这样,我回去写个报告,明天上午到地委送给你。”他表示可以,并跟我约好了时间,定在明天上午八点钟,我说了句“一言为定”就走了。
我到街上转了一圈,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又重新回到了地党校下面的院宅,来到黄兴国住的那座楼房下,我以仿佛是黄兴国家乡人的口吻,以一种不洋不土的口音问一个妇女:“请问黄兴国住哪儿?”他用手指了指:“二楼。”我上了二楼,这里一个楼层两套,左面一套门上贴着“光荣之家”的红贴,我知道黄兴国还不到儿子当兵的年龄,断定他住的是右边一套,轻轻敲了下门,门开了,黄兴国一家三口正要吃饭,他们看见我,有些诧异,他的妻子个子并不不高挑,穿着朴实,没有地委夫人通常具有的那种装模作样的姿态,儿子正在读小学的年龄。
我边进门边说:“黄书记,我简单说几句就走。”说罢,自己端了把椅子坐下。黄兴国好像还没有缓过神来,问他的妻子:“传达室怎么……”然后对我说:“如果都像你这样找上门来我还怎么工作?”我急不择言:“是公安处项一峰科长要我找你的,我找过他们不知几次了……”黄兴国听了这话不禁一呆——不久我就听公安处的人说,项一峰调回黄岩老家去了,后来我经常想起,如果这事跟我那句急不择言的话有关,那真是有点对不起项一峰了。
我接着说:“说起来我的学生还给你当过秘书。”他问:“是谁?”我答道:“某某。”这时,他的口气明显放和缓了,说:“他在宁波市委办公厅。
”我说:“黄书记,我实在是迫不得已才找上门的……”我简要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和要求,他略一思索,对我说:“这样吧,过一个礼拜你去找临海信访办。”一听这话,我不悦地说:“找信访办有用我还找你黄书记干么?”他说:“老吴,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我你就先回去。”我说:“你堂堂地委书记说话,我当然相信,今天我先回去,如果问题解决不了,还是要打扰你。今天很抱歉,再见!”说罢就走。
黄兴国的话,我将信将疑,心里并不踏实。当天下午,我就将黄兴国的话告诉了在临海市委办工作的老同学,他说:“有可能的,他下星期要同洪显周书记一起到水洋考察。”老同学还把临海信访办主任的名字告诉我,以便我到时候去找他。这样,我心里有底了。
过了一星期,11月7日,那天正是星期六,还是上班的时间,上午我来到临海市信访办公室找到主任陈来水,我说:“一星期前地委黄兴国书记要我找你们解决黄包车的执照问题……”陈来水主任说:“是的是的,你去写份报告来吧!”市政府就在我家旁边,我回家要不了十几分钟时间,就把两页备课纸的报告写好了,马上送回了信访办,陈主任要我下星期一找临海市交警大队具体办理黄包车执照问题。
隔了一天,11月9日,我来到了交警大队,我的报告已经批转到这里了,报告的复印件我现在还保存着,文末盖着“临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和“临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两个公章,市信访办的批文是:根据地委黄兴国书记,市委洪显周副书记的指示精神,请公安部门拟作特殊个别户予以办理执照,请市府领导审定。
市府办的批文是:请公安部门按领导意见处理。签署时间都是11月7日,可见他们上个星期六当天就把事情办妥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在报告中居然把“黄兴国”误写成“王兴国”,可见当时之匆促。
当时的黄包车共有351辆,我这辆车自然是352号,从此,临海的大街小巷,就多了我这个戴眼镜的352号黄包车夫。人们都说,这是地委黄兴国书记亲自批的。
尾声
“你当年为什么执意要踏黄包车?”
最近有朋友略带不解地这样问我。黄包车夫是个非常卑微的职业,杭州叫“踏儿哥”,临海叫“黄包车客”,“黄包车客”做久了,心理上就有一种“条件反射”,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有人喊:“黄包车!”心头就会一惊。我以一芥书生,却以踏黄包车这种重体力劳动为生,确实不易理解,1993年许良英先生也曾来信对我说:
你现在靠踏黄包车糊口,令人心酸。虽然我在故乡也从事将近20年的体力劳动,但那时全社会都如此,还有一个好听的“人民公社”名称,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感受也不同了,你能安然处之,是很不容易的。逆境确能磨煉人,能提高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
我这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念的变化,总是慢社会一拍。其实我踏黄包车的自我感觉一直良好,从不觉得自己卑微,这或许跟朋友邹达祥兄的经常性鼓励有关,他经常对我说,你踏黄包车跟别人不一样,他还多次告诉我,地党校的某某人说,“吴高兴踏黄包车是最好的宣传,他再好在脊背上贴一张纸”,我当然知道这是纯粹的玩笑,但心里却热乎乎的。
不过,不同的人,心境不同,感受自然也不同,妻子多次对我说过,有时夏天在街上看到我骑着黄包车,人又瘦又文弱,全身的衣衫都湿透了贴着脊背,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开玩笑地说,那等于是告诉别人:看,谁不听话,就跟他一样!我听了心里反而美滋滋的。
我踏黄包车图的是赚钱简单容易,而且十分自由。从1992年底到1996年底,我整整踏了四年黄包车,我是双号车,逢双号上街营运,每月15天,逢单日休息,而且我逢双日也只是上午出车,下午和夜里给我当农民的弟弟去踏,这样,实际上我每个月只要劳动15个上午,其余时间可以独享我这个书呆子的读书生活。
踏黄包车的劳动时间虽短,但收入却不少。这些年,我每逢双日上午一大早出去到12点钟回家,大约劳动6个小时,就可以在街上起码“捡”到100元,每个月的毛收入就有1500元以上,而那时中学教师的月薪只有700元左右。
我心目中的黄兴国
实事求是地说,黄兴国帮助我解决了黄包车的牌照问题,并非出于人情,也不是出于恻隐之心,他是怕我这块烫手山芋会经常打扰他,所以我对此无需感恩,况且我跟他是两个世界,两种品性的人,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瓜葛。但是,今日黄兴国垮台了,我也并不幸灾乐祸,因为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长期所见所闻中,感觉他处事还算比较明智——当年他如果一定不给我牌照,甚至将我“寻衅滋事”劳动教养,那只能两败俱伤(他会落个恶名),可是他懂得避免这种结局。
至于得知他垮台的消息,随手发了条“台州人民放鞭炮”的评论,那不过是一个老百姓对贪官污吏自发的情感流露。
我这条当年的涸辙之鲋不念太守的杯水之恩,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那事我和另一同事的牢狱之灾,跟这位新任太守有直接的关系,当年他刚从宁波调到台州履新,正是事件过后人心惶惶的清算时期。
我不怀疑他是个贪官,而且他在台州时就有很大的名声,但这不是他的品性问题,造成的因素错综复杂。我想说的是,对老百姓来说,他起码不是仇和那样铁腕打击民权,肆无忌惮地搞血泪拆迁的贪官,他也不是一个不做事的庸官,他主政台州时搞撤地设市,不论此事是耶非耶,总说明他在做事情,台州的高速公路就是他搞起来的,早就听说他是搞高速公路的好手。
今日黄兴国下台了,台州人和全国各地的人都在纷纷议论他下台的原因,其实台州人一直在议论他是如何平步青云的。据说他原本是象山一个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文革期间有一位副部级干部在这个大队监督劳动,经常请黄兴国买包烟什么的,黄兴国这个小青年很勤快,深得落难副部级干部的喜欢,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位老干部解放了,自然就把黄兴国推了上去。
黄兴国平步青云四十多年,达摩克利斯之剑还是无可避免的落到了这位“不倒翁”的头上,这把剑的可怕,不在于它的终于落下,而在于它迟早要落下,却不知道它究竟何时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