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三点问题评袁伟民新书 不讲真话堪称悲哀

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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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陈培德三点问题评袁伟民新书 不讲真话堪称悲哀体育<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问世,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我作为一个知情的老体育工作者,翻过这本书后,只是一笑而已,本没想说

陈培德三点问题评袁伟民新书 不讲真话堪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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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问世,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我作为一个知情的老体育工作者,翻过这本书后,只是一笑而已,本没想说什么。但是,原国家体育局局长、足球协会主席袁伟民,在答记者问中,拐弯抹角地提到了我这个一省的“正厅级的体育部门的领导”。看到这篇答记者问后,我很惊讶。

时下时兴自我炒作和包装,没想到袁伟民在此风中也迷失了自我,竟而重新组装历史,对自己进行了一贯正确的虚拟,肆意剪裁记忆,反复咀嚼“过五关”的美味,却把“失街亭”、“走麦城”置入他人名下,这有失厚道。故而我不得不说几句,以正视听,也为了唤起袁伟民的全部真实记忆。

其一,袁伟民说“中国的那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没有执行总局的意图,在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投了韩国金云龙而没投罗格的票。一言既出,舆论大哗。袁伟民此说,充斥媒体。袁伟民诋毁何振梁先生,是给国家的形象泼了脏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国际影响。

诋毁过去的老上级,是个人品质问题;造成国家机密泄露,则是政治纪律问题了。事实是何振梁先生忠实地执行了国家的决策。袁伟民之说是出于个人的私心,搞乱了事实。袁伟民犯此最低级的错误,真不知道究竟是政治上的幼稚,还是其人文化上的长期缺失。

联想到某报曾头版头条刊登总局前党组书记的奇文,公开诬陷何老为申奥游说各国国际奥委会委员,是“拿国家的公款游山玩水”,真想不通这类令国人心寒、让外国人耻笑的事怎么竟出在体育部门的高层?!何振梁先生为我国申办奥运,不遗余力,奔走世界各国,据实力争,贡献巨大。他的敬业精神,为国人所崇敬,深得国际奥委会的好评,袁伟民为什么如此对待何振梁先生呢?

袁伟民的答记者问,所说之言,真假混淆,虚虚实实,好似排球战术。可是国家体育战线终究不是排球场,不能搞那些声东击西的手段,而是要讲实事求是,要讲国家尊严,要讲官德,要讲官品,不可因一己之私而不顾大局。

其二,袁伟民说,他为了反兴奋剂,顶住了来自上面和地方领导的压力。这不是事实。坚决反对兴奋剂是国家的决策,不是袁伟民的个人发明。对辽宁个别田径运动员首次检测呈阳性的问题,有关领导要求复查,这是符合兴奋剂检测程序的,何错之有?何压力之有?用给领导栽赃来突显自己的正确,如此作为说明了什么?

其三,袁伟民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为“审计风暴”事件辩解,告诉人们是“审计总署搞错了,我们受委屈了,只好忍辱负重”。我作为体育人,当然希望总局没犯此错,但现在人们只从袁伟民一人之口听到一面之辞,而且是当事人为自己辩护“无过”,这能让人相信你确实无过吗?如此连篇累牍的辩护辞,能有多少可信度?这和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说自己没吃兴奋剂有什么区别?我们更希望审计总署出面回应,是搞错了就应公开道歉,如果没错,袁伟民就应更正,并真正承担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

袁伟民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有意避开了足球打假扫黑的问题。2001年起的足球打假扫黑,是袁伟民任体育局长、中国足协主席时,体育界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全国球迷和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当时,足球打假扫黑具备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但是这场斗争却意外地“流产”了,造成了足球运动的全面大滑坡,至今仍是体育界面对的一个大难题,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出面过问。

袁伟民应当感到内疚,应当自责。阎世铎的《忠诚无悔》避而不提这段历史,没想到袁伟民的《体坛风云》也对中国体坛最大的风云三缄其口,讳莫如深,不能不叫人感到遗憾。

就此问题,袁伟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点了我的名,说了长长的两段话,我是再三再四地拜读。我又遗憾了,因为他没有真正回答记者的提问,却转移话题,把我抬出来,不着边际地说什么我“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似乎当时我和同志们主张足球一定要打假扫黑,倒是罪魁祸首了。

我不是教练,不可能也不需要去“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袁局长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些处理,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这些范围”,“这些事儿,这些问题不好现在说”。其实这话不能自圆其说。

为什么只判龚建平一个,是司法范围的事,总局和足协是管不了;但“为何自曝家丑的浙江绿城却受到最重的处罚?”也是司法问题?当时,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提出的口号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在实际处理上却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

许多人认为总局和中国足协是为了杀一儆百,以收寒蝉效应,结果是演出了“捉放曹”,放纵了一批收黑钱的裁判,保护了一些使黑钱的球队,埋下了中国足球病入膏肓的根子。

袁伟民写回忆录本应和别人的回忆录一样,受到大家欢迎,但是袁伟民的回忆录一出,就引起轩然大波,他的答记者问更火上浇油,这是为什么?希望袁伟民局长冷静反思。文/陈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