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斌的研究理念 王思斌:多元嵌套结构下的情理行动——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以往关于中国人社会行动(行为)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结构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人"与"事"是分析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主要变量,并从基本关系、问题性质、责任结构、共事经验四个角度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
本文将时间视角引入对问题的分析,指出上述四个角度都具有时间的性质,从而提出"多元嵌套结构"的概念,并以此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最后形成关系-问题-责任-经验四位一体的影响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理论模型。
关键词: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多元嵌套结构;情理行动
在中国研究中,关于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或行为)模式的研究一直是核心课题。社会行动模式不但与文化及社会制度结构有关,也与其发生的具体情境有关,通过对社会行动模式的研究既可以显现社会结构之变动,又可以窥测心理之动态。实然,研究社会行动模式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但是笔者不避浅陋,而对此进行探讨,以尽一点责任。
研究的基本视角与目的
社会行动研究属于社会学研究的经典领域。
自韦伯开创理解社会学以来,对人的社会行动的研究和理解一直伴随着社会学的发展进程。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分类奠定了社会学关于这一研究的基础,帕森斯则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深化了这一研究。虽然符号互动理论、结构化理论、社会建构论并未突出这一概念,但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社会行动研究展开的。可以认为,研究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动模式是认识社会的重要途径。
中国研究是相对于以西方发达社会研究而言的,它基本上是以中国社会状况尤其是卿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为视点的。中国研究中的社会行动研究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关于中国人(华人)社会行动特点的研究,通过这种研究人们可以揭示中国社会运行的机制和特点,也可以为丰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做出贡献。
在社会学学术圈内,人们已经对社会行为和社会行动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帕森斯继承韦伯的思想,清楚地界定了社会行动的概念,他指出社会行动不同于心理学取向的社会行为,并赋予社会行动以社会关系、社会互动、个人意志等内涵,从而构造了社会行动的理论体系(特纳,2006:37)。
本文也是如此,把社会行动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来使用,并认同韦伯、帕森斯的界定,即社会行动是指人们依据自己的意志、并针对他人的行动。这里的社会行动包含了行动者双方、行动本身、行动的内容、行动的意义以及行动的背景等。
在社会学领域,芝加哥学派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对人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类,指出竞争、冲突、顺应、同化等基本类型。符号互动理论则将社会行动作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对主我与客我、符号与意义、情境定义等概念的解释,发展出系统的理论。这些对理解社会行动和丰富社会行动理论都有重要意义。
以上理论成果对认识中国人的社会行动及其模式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或者说这些理论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对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提供了框架。
基于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学术界对中国人(华人)的行为或社会行动的特殊性也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研究。有的研究比较概括和一般,如费孝通在"差序格局"框架下对中国人行为模式的解说(费孝通,1985:34-35)。林语堂对中国人的态度及行为特征的看法则比较详细,他认为中国人的行为优劣兼有(林语堂,1994)。
学者们对中国人的行为或行动特征的研究为全面认识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具有重要价值,但还没有穷尽。从尚待完善的角度看,一般的概括虽然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但它们对人们具体的社会行动细节的忽略也会使上述概括的说服力打折扣。
而具体研究则会历数各种具体生活或共同活动的特点,在概括性上就差一些。这些都给社会行动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性说明。然而,怎样说明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特征,或者怎样对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做出既概括又相对清晰的说明,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
对以往研究的简要评述
严格地说,以"社会行动模式"为对象的中国研究几乎是没有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术圈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多是研究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性格特征。或者一些研究用某一领域的某些行为的特征来说明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比如特殊主义、重感情等。
关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性格特征的研究来自于中西比较。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学者对中国人的性格做过许多研究,例如美国学者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92年在其《中国人的特性》中就说中国人"有私无公"(乔健等,1995:40)。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源自于对中国落后的反思。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根源在于中国人的缺陷,"愚贫弱私"是对中国人特征的集中概括。
在这方面,对中国人的公私观的研究是最具"社会行动模式"研究的论题。那些对中国落后而痛心疾首的学者除了批评社会制度上的缺陷外,另一个共识就是认为"自私"、"缺乏公益精神"是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费孝通,1985;刘泽华等,2003)。在这里,"自私"是社会关系、社会行动特征的基本影响因素,由此也可以衍生出某种"社会行动模式".
在社会学界,费孝通是持"中国人自私论"的代表人物。他在论述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差序格局"特征时,通过"推己及人"的阐释,指出中国人以"己"为中心,因私损公的特点(费孝通,1985:26-28)。中国的家族主义、系维着私人的道德、礼治秩序都反映了封建主义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其另一面也就是自己与他人的道德行为、情感行动。
所以在费孝通那里"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特征,即人们的社会行动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
他认为作为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差序格局"是一个由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差序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费孝通,1985:35)。
总之,由与自己的关系(主要是血缘关系)定亲疏、因人而异、特殊主义就成为乡土社会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准则。"差序格局"是十分精辟的概括,以至于当我们述及中国人的行为特征、交往方式、利益关系时都可以用"差序格局"来说明。
当然这里并不是不存在可以继续深入研究、挖掘和探究的空间: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领域内的行为都表现出由"差序格局"所规定的特点吗?
应该说不尽然。正如费孝通教授所指出的",差序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格局"(费孝通,1985:36),而不是全部。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差序格局"所反映的主要是乡土社会中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特征,而实际上人们的全部生活中并不只是狭义的社会生活,比如共同的经济活动、政治生活即便在乡土社会中也是存在的,在这里是否也普遍遵循"差序格局"的原则,是可以继续研究的。
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论述与"社会行动模式"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许光"情境中心"的理论,认为中国人的关系模式是情境式的,在基本方面则是以父子关系为基础的(翟学伟,2005:287)。应该说这种看法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中国人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林语堂对中国人的研究是别具一格的,他列举了中国人比较优秀的行为特征,也指出了其负面的东西,这种既褒又贬的分析甚至被认为是"客观地"分析了中国人。
也正是因此,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特征是难以简单明确地说明的,认为中国人的特征是"可举例,但不可定义",因为任何定义都可能是简要的,有可能是片面的。
林语堂的用意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人,因此全面性是必要的,不能用一句话说清楚也是事实。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如果能对中国人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行动特征")做出归纳也是有益的,这至少可以在基本方面指出中国人的行动特点,并对其进行大致的预测。
关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我国社会心理学界进行了较多研究,其中包括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学者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关系模式、行为特征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等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杨国枢在其推动组织的关于中国人的研究中,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他以台湾大学生为例指出中国人的行为有现代的特征(李亦园、杨国枢,1988)。
黄光国关于中国人社会互动模式的研究是力图将中国人的互动理论化、概念化、模式化的努力。他以请托为内容的研究概括了三种不同关系的人在接受请托时的反应,并从人情、面子的角度解释中国人面对不同人的请托而做出的回应,在将生活经验理论化、概念化方面做出了成绩。
黄光国的研究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他所使用的面子、面子整饰、困境等概念反映了在一定情境下的社会心理过程(黄光国,2004)。但是,这一研究只是基于"请托"而做出的,这一研究成果只是中国人互动的一个方面,而且他的理论模型中关于亲情困境与面子功夫之间关系的概括还是值得再研究。
杨中芳关于中国人的研究是本土取向的,她认为以往人文学者及汉学家关于中国人的研究多停留在理念与抽象境界,而这与实际行为的距离较大。
她对"自己"概念的研究是深入和全面的,认为中国人的表现行为有重正名、求同性、怕壮性、间接性、借"公己为私己正名"等特征(杨中芳,1992:129-131),这对理解中国人社会行动之模式有重要的启发。
大陆地区的学者对中国人的性格、行为特征、社会行动模式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995年出版的《中国人的行为及特征》反映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乔健、潘乃谷,1995)。
大陆社会心理学界对中国人行为特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比如杨宜音关于"自己人"的研究(杨宜音,1999),翟学伟关于"人情、面子"的研究(翟学伟,2005),等等。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关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社会行动模式的研究大致是按照两种思路进行的。一种是论理性研究,即通过对中国社会中主导性的社会关系的特点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社会行动模式),这是一种以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为基础的反观研究,这里的行为特点(社会行动模式)是社会结构、文化模式的表现。
这种研究一般表现出整体性、浑然性特点,即通过对"一般性事实"的分析指出中国人行为的特点(社会行动模式)。由此所得出的概括是"一般性的"、比较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
另一种是实证研究,即通过调查资料或社会中的典型事例来概括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社会行动模式),例如对中国人(华人)求人、助人、就业、求医等行为的研究。这种分析基本上是实证(实征)方法的使用,通过具有科学性的一定数量的调查资料,或者举证某一典型事例来说明中国人(华人)的某一社会行动特征。由此得出的结论一般是比较具体的、有限制的。
这两类研究对认识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社会行动模式)各有贡献:前者的贡献是指出其基本方面,即从一般意义上说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后者则是较细致的说明,指的是中国人(华人)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所具有的特点。但是这两种研究也都有其缺陷或需补充之处:前者比较笼统,而且有用中国主流文化和基本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传统社会结构)来"形塑"人们行为特征(社会行动模式)的倾向,实际上它并不能"代表"所有条件或情境下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社会行动模式)。
后者的研究是具体的,但它的概括程度较低,在这些各具特点的概括后面还难以形成对中国人行为特点(社会行动模式)的总体认识。面对上述尚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进行一个探索,即在上述两种研究中间走一条路:对中国人的社会行动模式做出相对具体的普遍性概括,而且这种较高层次的概括不至于抽象到难以说明某些重要行为特征的程度。
本研究试图从已有的相关研究出发,探究更多活动领域的中国人的社会行动特征,以期对其做出较为清楚的概括,用以解释中国人的多种行为特征(社会行动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要概括中国人的全部社会行动模式(行为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是在多种不同的、甚至是性质相反的领域中发生的。比如亲属之间的伦理行为与政治领域的行为,人们之间的合作活动与敌对行动,其特点都不可能做出一种概括。为了便于分析,也可能是为了回避因笔者乏力而造成的误判,本文的讨论拟不包括亲属之间的纯感情行为,也不包括敌对行为,而是以人们的一般社会行动为基础。
研究中国人社会行动模式的基本视角
西方社会学关于人的社会行动模式的研究常常带有某种理想型色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