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谈教育孩子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谈中国传统教育: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谈中国传统教育: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

记者:近些年一提起“传统式教育”,就让人想起“家长制”一类的词,中国传统教育似乎已经成为“粗暴、专横、压抑”的代名词。真的是这样吗?

钱文忠: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教育确实有“粗暴、专横、压抑”的一面,而且情况还相当严重。很多人坚信“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并且将之与自己必须履行的人生责任结合起来。在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不容置疑的“天经地义”之下,倡导标举“首孝悌”、“教者,孝之文也”、“自古忠臣出孝子,没有不是孝子的忠臣”。

落实到日常教学行为则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教者”处于不可挑战的上位,确实相当粗暴、专横,对孩子当然是压抑的。过去的私塾、学校门口经常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溺爱免送”。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上学尽管是在“文革”中,“师道尊严”似乎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但是,很多家长还是这样对老师说:“老师,我的孩子就全交给您了。有什么不对不好的地方,您该骂就骂、该打就打!您辛苦!”

这样的教育自然很容易充当专制色彩鲜明的“家长制”的基础,两者形成皮与毛的紧密关系,相互鼓荡、支撑保障,传承久远。我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北京大学求学,慕名去听一些学贯中西、名闻天下的老先生的课,发现有几位老先生学养深厚,却实在不能说他会讲课。

他们性格拘谨、表达滞碍,后来拜读他们的回忆录,这才了解到,都是由于在小时候经常被老师、家长责罚甚至责打造成的。今天有一些文章,把这些老先生写成口若悬河、辩才无碍,我就很疑惑:要么作者根本就是没有亲聆教诲,要么就是遵“为尊者讳”、“为夫子讳”的古训。前者姑且不论,后者其实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老一辈学者的学养风范自有韵味,我们后生小子是难以企及的。

记者:许多近现代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有没有可取之处?

钱文忠:这正是我要说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传统教育也非常强调“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尤其是在几千年漫长的教育实践中,还是摸索出了一套配合孩子成长过程的极其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不看到、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个历史事实:传统教育毕竟培养出了众多的仁人志士、文人学者。

正是他们的德、言、功的“三不朽”,夯实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成了它的主要内容。而这,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豪、文化认同、文化凝聚的根源。不认识到、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注定会堕入文化虚无的境地。现在不是没有这个苗头和趋势,而其恶果已经开始显现,如果不予以遏制,听之任之,势必使我们发展经济的所有努力、代价、成就化为泡影。这是理性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更是我们必须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