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子女 邓中夏与他的父亲、妻子及其子女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杰出的工运领袖邓中夏1894年10月5日出生在宜章太平里乡邓家湾村,1933年9月21日,被国民党枪杀在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他短暂的一生,犹如一座丰碑令后人敬仰,但发生在他和他家人当中的许多事,却给今人留下了一些猜测——

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

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1874年出生,字晓峰,晚年自号庸庵老人。

典谟先生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做了恩正并科举人便外出做官,经济大有改善,但远没有人们想象的好。他家底子薄,祖上只留下一栋低矮狭窄破旧的土砖屋和一二亩薄田,典谟先生不得不亲手建房,解决一家老小的住宿。因资费并不充裕,所建房屋占地只有121平方米。

邓典谟先后娶有两任夫人,共生育六子一女,人口多,负担重,孩子们又都有较高的天赋,老先生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送他们读书。他外出做官期间还曾还乡奔丧,守父孝三年,减少了许多收入;他还中年丧妻,为给中夏的生母欧氏治病,耗掉不少积蓄。

典谟先生担任过国务院主事、行政院一等书记官、两浙盐大使,位高权重,却坚持不贫不腐,甘愿过着非常清淡的生活。有人为此生疑,问邓中夏庞大的外出求学费用从何而来?原来,这里有一层许多人都不太知晓的关系。

往邓家湾北行五里,有一个叫周家湾的村庄。庄中的杨富石是邓家的表亲。杨以矿业发家,富甲一方,他非常仰慕满腹诗书的典谟先生,更喜欢他那特别聪明又特别调皮的次子隆渤(邓中夏的字)。邓中夏到长沙读书期间,思想就已经非常激进,写回的家信就有满纸“斗争、奋斗”,因而对学业造成一些影响,引起了视攻读为本的父亲的严重不满。

考虑到家中本来就不宽裕,典谟先生索性以“没有钱、供不起”为由,拒绝了儿子邓中夏要继续求学的要求。杨富石闻讯,不仅未加指责,相反一再捐资,帮助邓中夏完成了全部学业。这样,邓中夏才有机会到北京求学和开拓视野。这一时期,是邓中夏最为关键的成长时期。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邓老先生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捧着国民政府的饭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共产党的感情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老先生1936年告老还乡主纂《宜章县志》,当时的国民党宜章党部要求,志书中记录共产党的活动时,一律称共产党为匪,被老先生坚定地拒绝了。

统计表明,《宜章县志》一共记载共产党在宜章的活动达几十次,直接称“共产党”的有17条,简称“共党”的有22条,没有一句把共产党写成“共匪”的,成为全国国民县志中的唯一。1947年农历十二月初八,老先生在故乡邓家湾辞世。

邓中夏的妻子

邓中夏有两任妻子。1916年,只有20岁、正在攻读湖南高等师范的邓中夏奉父命回乡结婚,可仅仅过了三天,他就以“不能中断学业”为由离开了妻子和家乡。此后他数次回乡,都没有与妻子同床共枕。后来,他还写了一封休书,休掉了结发妻子。这件事引发了典谟先生的严重不满,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人们以为他妻子杨贤怀没有文化,或者长的不够漂亮,配不上文化高深、理想宏大、一表人才的邓中夏。

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邓中夏的原配夫人杨贤怀,又名杨情,出身大户,长得端庄贤淑,还读过长沙务本女子学校,也同情革命,而且还是邓中夏的娃娃亲。原来,杨、邓两家是世交,两家为杨贤怀、邓中夏指腹为婚,互认媳、婿。而这,正为急于改变中国命运、思想非常激进的邓中夏所不能接受,他因此在被迫完婚之后,还是坚持甩掉了这桩婚姻。典谟拒绝给邓中夏提供学费,与邓中夏逃婚、休妻有很大关系。

杨贤怀一直没有改嫁。村邻分析,主要还是邓家父子名声太大,杨贤怀实在不敢向公公邓老先生提及改嫁的事,其他人也不敢、也不好在一旁劝言。1983年,杨贤怀在邓中夏故居竣工前逝世。

邓中夏的第二任妻子李瑛,是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优等毕业生,1925年参加革命。李启汉和邓中夏是最亲密的战友,两人共事期间,李启汉见邓中夏孤身一人,遂把自己的亲妹妹李瑛介绍给中夏,让中夏做了自己的亲妹夫。1945年3月1日,毛泽东在给李瑛的亲笔信中,要求“继启汉中夏之遗志”,当中的启汉,就是邓中夏的妻哥李启汉。

中夏和李瑛十分恩爱。邓中夏一度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挤,既不能为党工作,又没有固定职业,生活极度贫困,是李瑛凭着自己4-7元一个月的工资,和邓中夏一起度过了一段最为艰难的时光。因为受到排挤,邓中夏与李瑛的夫妻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组织承认。解放以后,李瑛以邓中夏妻子的身份三次回邓家湾省亲。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被捕。敌人一时无法断定他的身份,只是通过一个叛徒不确切的口供,怀疑他与先期关押在牢笼里的女囚李瑛是一对夫妻,便有意安排一场会面,试图通过他们见面时的反应找出线索,可两人在法庭上镇定自若,看上去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站在跟前的那个“陌生人”,破了敌人的毒招。但不久邓中夏还是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惨遭杀害。

现在到中夏故居去瞻仰的观众,得知邓家的房屋被日本鬼子完全烧毁,却看到里面还陈列有“邓中夏结婚用的雕花大床、求学用过的皮箱”等等物件,便认定是复制品。其实这些物件都是邓中夏的原配夫人杨贤怀无意中保存下来的。

典谟先生身入暮岁,正是日军大举入侵的时刻,看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领土上烧杀掳抢无恶不作,利用自己的身份奔走呼吁,号召团结抗日,同时还支持儿子邓隆渭参加自卫队,引起了日本人的怨恨。1945年春,十余个日本兵在一些二本鬼子配合下,窜入邓家湾一把火烧掉了老先生亲手建造的房子。

当时,邓中夏的原配夫人杨贤怀早就因与继任婆婆廖氏不和而分家另过,住进了邓家祖上留下来的破房子里,也顺便把与邓中夏结婚用的雕花大床和邓中夏求学期间的全部用品搬了过去。日本兵事先没有侦察到这些情况,因此没有对中夏这些遗物造成任何破坏。

这里,又留下几个待解之谜。一是日本鬼子为什么只烧毁了邓典谟老先生建造的房子?在宜章,公开自己的抗日倾向、儿子参加了自卫队的并不仅仅只有邓典谟父子,而日本鬼子却在邓家湾只烧毁了邓老先生一家的房子,这是为什么?这股日军从何而来?是不是就是驻扎在宜章、甚至是更近的小溪的日军(小溪村离邓家湾只有两里地)?一些公开的资料介绍,邓中夏故居1944年春被日军烧毁,这又与宜章的沦陷时间难以衔接,因为日本鬼子公开入侵宜章是1944年农历十二月初,换成公历,这个时间应该是1945年元月。

如果邓中夏故居的烧毁时间真是1944年春,那么,这一股日军又是从何而来?

解放后,杨贤怀经中组部和中央军委共同安排,和继任婆婆廖氏、邓中夏的一个嫂子和部分侄儿侄女一起到北京定居,几年后,因北京疏散人口独自回到邓家湾养老,直至1983年离世。杨贤怀与邓中夏结婚,在一起仅仅生活了三天,没有留下子嗣。

李瑛与邓中夏婚后有四次生育,第一次是1927年生一男孩,三天后夭折,第二次也是一个男孩,出生在1928年的八九月间,产后不久,夫妇俩就把孩子寄养到洪湖地区的一农户家里,这个孩子后因战乱丢失,第三个孩子于1930年冬出生在苏联,因患肺炎而夭折,这个孩子是唯一与父母留下了照片的孩子,第四个孩子也是男孩,1932年出生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因生活所迫,一生下来便送给了别人。

解放以后,李瑛多次寻找两个送了人的孩子,终因线索太少没有成功。李瑛后来改嫁给了一个红军干部,所生子女,一律称邓中夏为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