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新运的一生 祝新运:我蒸的窝头像石头
潘冬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个名字都很熟悉,他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主角,他的名字叫祝新运。在影片中,他扮演机智勇敢的红军小战士潘冬子,那时,他才刚刚9岁。
弹指间,祝新运已经53岁了,离他拍《闪闪的红星》已过去44年。在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见到任生产部副主任的祝新运,我看他和我记忆中的模样无甚变化,只是比他小时候的样子放大了“几号”,眼睛还是那么有神。
儿时吃的东西永远忘不了
祝新运是地道的北京人。说起儿时的吃,他陷入了回忆。“小时候,冬天我家就吃大白菜,里面放一把虾米皮,再放点猪油。家里饭菜次点的时候,是窝头咸菜熬白菜,好点的时候是米饭馒头腌辣萝卜条。儿时吃的东西,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愈发忘不了。对了,小时候吃白菜,除了熬,还有就是腌酸菜。白菜还有一种生吃的做法,就是把白菜洗净切成块,浇上醋和酱油,再将用油炸好的辣椒油倒在上面一拌,味道可美了,现在我还吃呢。”
生拌白菜,祝新运做得很成功,但他蒸的窝头就不敢恭维了。祝新运是10岁时参的军。二十多岁的时候,祝新运成家了。一天,他突发奇想,照葫芦画瓢,想妈妈蒸窝头的样子,自己也蒸窝头。用水和好玉米面,然后把窝头捏好,下面还弄了个洞。一出锅,窝头硬得像石头,根本无处下口。他请教哥哥,哥哥说:“窝头面要先用碱面或苏打粉发,发到一定的时候才能上锅蒸,蒸出的窝头才香甜松软。”
等爸爸是为了吃排叉儿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吃或多或少会留下些记忆。祝新运说:“北京人都会记得炸排叉儿。炸排叉儿的味道很香,特别好吃和解馋。儿时,我整天就盼着能吃上排叉儿。”
每到爸爸发工资的时候,祝新运就早早地去家门口等候。祝新运说到这时,开心地笑起来,“我哪是等爸爸啊,分明是等爸爸给我买回来排叉儿。记得那时爸爸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用纸包着用纸绳拴着的排叉儿。爸爸看见我就说‘去打二两白酒’。我拿起酒瓶飞跑着去了小卖铺,为的是赶快买酒回来吃排叉儿。”
酒买回来了,祝新运期待的时刻也到了。他依偎在爸爸的身旁,爸爸喝一口酒,给他一个排叉儿。祝新运给我形容当时的情景很形象。“爸爸用筷子蘸上一滴酒,我就伸出舌头咂摸咂摸,为的是咂摸完赶快吃排叉儿。”
排叉儿,就是老北京极为普通的一道小吃,在祝新运的脑海里却留下如此深的印象。“爸爸给我的排叉儿,因为易碎,我总也舍不得吃光,又怕掉在地上浪费,就把馒头掰成两半夹着吃。”
我家分餐已多年
祝新运说:“我对浪费真的很看不惯。过去有的地方请客,饭桌上摆的第一层菜盘里的菜刚吃几口,新的菜盘又端上来了,没办法,叠着放,刚夹几筷子,菜盘又端上来了,只好又叠第三层。每当吃完饭,我都要回头看上一眼,心疼啊。这不仅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也是一种犯罪。”他接着说:“不管我们的生活变成什么样,但我们中华民族节俭的美德不能变。老话说‘吃不穷,能祸祸穷了’。”
为了不浪费,也为了身体健康,几十年了,祝新运从自己成家后,家里就实行分餐制。每顿饭吃多少,做多少。他说:“家庭实行分餐制好处多了。文明健康卫生,大家都有一种意识,吃多少,夹多少。就是家里来了亲戚朋友,也觉得很是方便。”
想为孩子做点事
这些年,祝新运拍了不少的电影。他有时做导演,有时当演员。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为今年3月八一厂拍摄的抗战戏《大青山突围》修改剧本。他说:“我很感谢喜欢我的观众,感谢他们对我的厚爱,因为潘冬子,四十多年了,他们还能记得我,提起我。
我的心里始终有个情结,就是我和孩子们的缘分,我要尽我的所能为他们做点事。虽然困难重重,但我前些年还是拍了反映西藏孩子在内地上学的电影《西藏班》,拍了反映抗战时期孩子的电影《太阳脸》,尽管影响有限,但我还是坚持要做下去。”
说起要为孩子们做点事,祝新运似乎有无尽的话题。“《闪闪的红星》是经典,它影响了几代人。现在的儿童作品,与儿童的需求还差得很远。我以为,要拍出好的儿童作品,就要钻到孩子的心里去研究他们。现在有些儿童的作品,我认为是脱离孩子需求的,是大人将主观意志强加给孩子们的。我还想搞孩子们的‘儿童微电影大赛’,让孩子自编自导自演,从他们的角度拍孩子拍大人。我还想让孩子们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拍父母一天的生活……”
“孩子有幼儿期、少年期、青少期,复杂多变,我要留心去做。”祝新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