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之死 《阎红彦和谢子长之间是什么关系?》
《阎红彦和谢子长之间是什么关系?》 江淮荷花 阎红彦和谢子长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知道后就可以对发生在高岗身上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有了自己的看法。我们“闪回”一些前面章节的片断,让大家自己判断。
我们在前面曾经交代过,阎红彦也是陕西人,1909年9月出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了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可谓功勋卓著,由于阎红彦是西北地区革命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这里就要多说几句了。
我们完全承认阎红彦有大功于中国革命,说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也不为过,他对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十分的熟悉和了解,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阎红彦也是一位倔强、耿直、性烈如火、嫉恶如仇的革命者,这就决定着他对西北革命、对高岗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说一句大实话,我们有时真的难以确定他和刘志丹、高岗等人之间的谁是谁非,但我们要强调的是:阎红彦是一位革命家,但他首先还应该是一个人,那么作为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也应该同样具有。
他和谢子长同为陕西省安定县人(今子长县),是老乡,也是最亲密的战友,他对谢子长的了解和他对谢子长的感情要比对刘志丹、高岗要深得多的多,他和谢子长一样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未在陕北工作。
为了方便问题的讨论,我们将西北革命斗争的历史大致的分成几个阶段,我们只是“大致”的“分”,其中的细节和具体的分法当然还可以讨论。
西北或叫陕北革命斗争的历史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算起,到毛泽东等人到达陕北大致可以分为5个时期,即1927年4月12日前的大革命时期,1927年4月12日大革命失败后到1931年10月的兵变时期,此后一直到1932年12月“杨家店子会议”之间为红军游击队时期,此后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1935年9月前后的肃反时期。
至于后来毛泽东等人到达陕北,则单独划为延安时期。
有了这个大致的划分,我们就不难发现阎红彦虽然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整奋斗了一辈子,但他当年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却并不主要在陕北。 阎红彦不满15岁就因生活所迫,到陕西地区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当了一名勤务兵,这段经历对阎红彦的一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象九是共产党员,受到李象九的影响跟着李象九当勤务兵的阎红彦很快就被党组织发现是一个好苗子,被当时奉党命令正在石谦团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的谢子长亲自发展为共产党员,当时是1925年4月,阎红彦还不满16周岁。
更重要的是阎红彦同谢子长、李象九、石谦都是陕西安定县的老乡,正是因为石谦的关系,李象九才得以打入军阀部队担任该团驻安定连的连长,阎红彦才得以成为李象九的勤务兵,谢子长才有了开展党的工作的便利条件,历史和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战斗生活使他们之间结下了难以忘怀的战斗情谊。
但很不幸,由于石谦思想进步,积极靠近党组织,在提升为旅长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反动当局诱捕杀害。
此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党积极开展武装反抗反动当局的斗争,于是唐澍、谢子长、李象九等人利用士兵的情绪,在“为石谦旅长报仇”的口号下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阎红彦自然是积极的参加者。
但很快,起义军就遭到了反动当局的围剿而宣告失败,唐澍、李象九均壮烈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也为了开展山西省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到山西省开展组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阎红彦正是在此时奉命东渡黄河,来到太原的。
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1931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请大家特别注意,年青的阎红彦为了党的工作不仅在此时离开了陕北,奔赴山西,而且还结识了许多新的战友,请大家记住阎红彦的这些战友的名字,其中政委黄子文我们曾经在“高岗的里通外国”章节里提到过,后面自然还会有表现。
但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委黄子文还有一个哥哥黄子祥,以后也将作为一个“角”出现在我们的文章中,他们所组建的这个西北游击第一大队将会成为谢子长手中的“主力”部队。
此时的阎红彦作为陕西人,不可能不知道刘志丹、高岗等人,但由于年龄和历史的原因阎红彦没有参加陕北的“渭华起义”,没有和刘志丹、高岗等人见过面,陕西境内的后来的许多兵运,他没有亲历亲为,当他成为党的武装力量的重要领导干部的时候是在山西,和刘志丹、高岗等人属于两个省,各自有自己的领导和系统,虽然都是在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奔忙和奋斗,但必竟是久闻而从来没有见过面。
当他们相见的时候已经是1931年10月下旬了。
阎红彦所在的晋西游击队遭敌人重兵围剿,仅剩30余人,被迫西渡黄河,进入了陕北高原。此间由于游击队接连遭遇失败,游击队领导层进行了改选,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才干超群的阎红彦被大家推选为游击队的大队长。
当阎红彦带着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堡地区时,找到了已经在这里初步建立了革命游击区的刘志丹,战友第一次相见,格外高兴,阎红彦还把一支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 变故发生在几天之后,阎红彦是1931年10下旬见到刘志丹的,几天之后的1931年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就派谢子长、高岗也到了南梁。
我们没有史料说明是陕西省委的事先安排,但谢子长到达后不久即在部队整编时发生了“三嘉塬事件”。
刘志丹兼任队长的二支队被突然下令解除武装,宣布解散,刘志丹本人被“软禁”。《高岗传》说是“在某日队伍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安排”,那么是谁在“事先的安排”,《高岗传》没有说,很可能是不方便说,当然也可能是不敢说。
但是我们可以说,而且我们说的是真话,根据当时的真实情况当然是谢子长的“事先的安排”,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的任命,担任游击队总指挥,不是他在“事先的安排”还会有谁呢?当时游击队只有二个支队,二大队队长是刘志丹,高岗此时也在二大队,而一大队的核心班底是阎红彦从山西带回来的晋西游击队。
当时谢子长是新来乍到,他和高岗一起被陕西省委派过来,高岗不会同意他的做法,他一个人无能为力。所以谢子长只会下令,他自己不会去亲自解除二大队的武装,更不会亲自“软禁”刘志丹,这些工作只能也只有由一大队去完成,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由阎红彦去执行。
谢子长向阎红彦怎么说的,都说了些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但通过在“三嘉塬事件”之后对部队的改编,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端倪。
《高岗传》是这样记录这一次整编的:在“三嘉塬事件”一个月后的1932年2月12日,阎红彦所在的部队再次进行改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步兵大队两个,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警卫大队,大队长分别是白锡林和强龙光,政委则分别是胡廷俊和杨琪。
(刘志丹已去省委汇报工作)。 从以上游击队领导干部人事的安排我们不难看出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即原来的一大队的干部几乎全部占据了陕甘游击队的领导层,高岗的硕果仅存是因为他是和谢子长一起受陕西省委委派到部队的,从表相上看他不是刘志丹的二大队的人员,而此时的谢子长、阎红彦等人特别是阎红彦对高岗同刘志丹的关系已经是心中有数,但还不完全摸底,再加高岗生性豪爽,喜爱结交朋友,和同样直爽的阎红彦要是就这么相处下去,没准会成为一对生死与共的好战友。
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遇,却和这两位同样耿直、直爽的西北汉子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以至这二位对中国革命都立有大功,作出卓越贡献的老革命家相互怨恨终身,至死都互相不能原谅对方。
说句老实话,当时的共产党还属于建党初级阶段,而又刚刚和国民党闹翻,党的领导人大多是一些缺乏锻炼,不大接触实际的知识分子,相当的幼稚,视革命于小儿过家家,看问题过于简单化。
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正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耳朵根子特别轻,谢子长说说,他信了,导致了“三嘉塬事件”,可是刘志丹到省委一汇报,他又觉得刘志丹有道理,于是他决定下来看看再说。
杜衡来到部队,正值部队两次攻打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皆因敌强我弱,相继失利。杜衡一看也不问青红皂白,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调刘志丹重回游击队。就这样,“三嘉塬事件”仅仅二个月后,1932年4月中旬,杜衡代表陕西省委,在陕西句邑县马家堡召开会议,宣布了省委的决定:“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前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兼任三支队队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
” 历史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一个对西北革命斗争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玩笑。
先是谢子长奉陕西省委之命改编游击队,夺了刘志丹的权,进而软禁刘志丹,解散二支队,接着刘志丹又取代谢子长,被陕西省委重新任命为游击队总指挥。
虽然都是上级的决定,但共产党员也是人,可以想到谢子长是以怎样的心情远赴甘肃的,作为共产党员的阎红彦对上级的决定只能服从,但可以想见以阎红彦对谢子长的感情和其性烈如火的性格,内心将是怎样的翻江倒海,怎样的不服和不平。
如果事情能到此为止,阎红彦和高岗之间仍然可以相安无事,但历史老人不肯消停。一个月后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使阎红彦和高岗终于彻底闹翻。讨论应不应该攻打甘泉临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掌握的材料是在战斗中,阎红彦奉命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则奉命率三支队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进攻。
要说阎红彦也真的不含糊,一下子就率五支队主力冲进了临镇,但高岗却遇到了麻烦,一是刘志丹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最大可能是对敌误判,并没有出动三支队的主力,只给了高岗一个大队的兵力,而当时所谓一个大队也就是几十号人;再就是敌军增援力量太强,进攻猛烈,敌人像潮水般的涌上来,高岗的一个大队的兵力根本挡不住来犯之敌,于是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之下,高岗的二大队大部牺牲,只剩10多人,根据高岗自己后来回忆,当时自己并没有下令撤退,而是在几个战友的簇拥下被迫撤退的。
这在高岗来讲,一则并不是他下命令撤退的,二来即便下命令撤退也并无什么不妥,和敌人硬拼并不是英雄行为,共产党的部队开初十分弱小,还是游击队,一直就是本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原则,再说保存革命的火种,重头再来本身就共产党的特点,毛泽东在江西时就亲口提出过这样的原则,毛泽东自己就是游击战的大师,不过此时的高岗并不认识毛泽东,而毛泽东本人也正因为提出游击战的思想正被博古、李德等人大批特批呢? 高岗撤退不要紧,惹恼了正在临镇熬战的阎红彦,此时的阎红彦本身就因为谢子长的事情一肚子不痛快,一肚子的不满意,更不会想到自己的晋西游击队当年只剩下30多人西渡黄河时,逃到陕北时的惨状。
阎红彦看到的是强敌环伺,弹雨横飞,自己的亲密战友一个个的倒在血泊之中,这些人都是阎红彦山西游击队的老班底啊,阎红彦的那个气,当时如果高岗在眼前他恨不得一枪崩了高岗才解恨。
但阎红彦也真不愧是条硬汉子,在敌人的重围之中还是将五支队带了出来,但损失惨重。更令阎红彦气愤不已的是回到根据地后连高岗的影子都看不见了,无影无踪,连个消息都没有。
高岗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在后文会有详细的说明和交代,但阎红彦却不愿意听也不想听了,他对高岗深恶痛绝,任凭高岗后来的任何解释都不管用,从此他一直纠缠高岗的“临镇脱逃”或“临阵脱逃”不放,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原谅高岗。
临镇战斗一个月后,游击队在正宁县梁家堡召开会议,刘志丹引咎辞职,回到第二大队去做队长兼政委,让阎红彦做了游击队的总指挥,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长强龙光。
在阎红彦的主持下游击队还作出了一旦抓到高岗“立即枪毙”的决定,可见阎红彦对高岗已经不是一般的仇恨和一般的气愤了。 高岗是在会议结束后一个多月才回到部队的,他已经被撤销了二大队政委的职务,但他是中共陕西省委管的干部,当然不可以“立即枪毙”,何况刘志丹还在,阎红彦只是气愤已极,说说解气而已,但高岗在阎红彦的手下实在混不下去倒也是实情,不久,即被调回中共陕西省委工作。
(引文见前面章节《高岗的影响真的消灭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