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西路军将领熊国炳的悲情人生

熊国炳那年三十四岁,是大巴山上的猎户。长得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有一种不怒而威的神彩。他身穿短襟,外面套着件兽皮背心,头上盘着条很宽大的帕子,赤脚套一双麻窝子草鞋。他那副模样,使我一下子想到了《水浒传》中的解珍解宝兄弟。

我把他带进张国焘的办公室,黄超也参加了接见。我退后几步笔直地站在墙边。

这是我们内卫的特权也是重要的责任,在当时那种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稍有不慎,任何不测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受到张国焘的单独接见是莫大的殊荣,同时也肯定会使被接见者忐忑不安,因为内卫的眼睛从始至终一直叮着他。

不仅对熊国炳这样的初次被接见者需得这样,连对一些被张国焘视为“异己”的高级指挥员,我们也须对他保持警惕。有时张国焘为主动表示对被接见者的信任,也会示意我们回避。可我们人在门外,也要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屋里的动静。内卫一旦失职,后果就不堪设想。每个警卫员都有一个铁定的认识,首长的安全,高于我们的生命。

熊国炳刚走进去,张国焘便离座向他迎上,握住他的手摇了摇,说:“哈,我们的巴山英雄真是气宇不凡,英气逼人呐。坐,请坐。”

张国焘连声邀坐,可熊国炳却不敢坐,仅是将半边屁股虚虚地放在椅子边上,双手捂着膝盖,像个规规矩矩的小蒙童。

张国焘为了消除他的拘谨,故意说了一些刚学会的四川土地话来逗趣。黄超乐得哈哈大笑,我在一旁也忍俊不住。熊也笑了,但笑得小心翼翼。

等到气氛稍微随和融洽了一点,张国焘便开始谈正事。他要熊国炳出任即将成立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职。

熊国炳那一天的谈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明白。”

黄超马上向熊国炳解释。这位过去的上海学生运动的领袖,能言善辩,也是红四方面军中的第一支笔。他说苏维埃是俄文的译音,含意是会议和议会代表。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本世纪初创造的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他越解释,熊国炳的眼睛瞪得越大,木讷地问:“黄秘书长,你说的俄国是个啥东西?那个俄文……又是个啥东西呢?”

这下轮到黄超把眼睛瞪大了,不知该怎样说才好。张国焘开心一笑,摸着下巴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两眼一抹黑,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国焘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不但能当,还一定能够把这主席当好。”

不久,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天主教堂(当时的方面军后勤部所在地)隆重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大法,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以全票当选省主席。闭幕式上,熊国炳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黄超等首长平起平坐,一跃而成为最高层领导人物之一。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三座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五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人民必须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熊国炳在群众眼中是位豪杰。豪杰当官也自有豪杰的特点。

有一天,他看见一位老太婆在省苏保卫局门前跪着痛哭喊冤。熊了解后得知她男人是通江名医许昌,为不少红军将领治过病疗过伤,被人告发毒死县农协领导张家其,保卫局便将许昌和巳经参加红军的儿子抓起来定成死罪。

熊国炳明知插手保卫局的案子很容易惹麻烦,但他仍然去找到当时的川陕省委书记兼省苏保卫局长袁克服,硬是把案子调去亲自复查。仅用半天工夫,便将案子查了个水落石出。

原来,由于许昌医术高明,拥护红军,治愈了不少军政干部,“白扇会”对他恨之入骨,便派人暗投砒霜,毒死了因病在许昌处拿药的张家其,以此嫁祸于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