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生平 关于张石川的生平电影的分析
过河,为以后做出伟大的电影,做铺垫和学习。但此阶段也并非没有好作品,比如他把《黑籍冤魂》搬上银幕,揭露烟毒之害,以冀促人猛省,具有警世的教育作用。
第二阶段(1923至1932),成熟与辉煌期——在1923年导演拍摄了宣扬“教孝”、“惩恶”,提倡平民教育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注重电影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性,表现出挣脱文明戏程式羁绊的努力,标志着中国电影朦胧状态的结束和自觉的艺术探索时期的开始。此后,他和郑正秋联袂编导了反映和同情妇女悲惨命运的影片《玉梨魂》、《苦儿弱女》等多部电影。
此后他为追求票房价值,导演了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并连续拍了18集。在上海滩放映竟达半年之久,场场客满,由此掀起了一股各电影制片公司竞相拍摄此类影片的浪潮。如果说,明星公司以《孤儿救祖记》为代表的社会伦理电影跳出美国片的影响焦虑,而以本土特色引领新潮;那么,明星公司以新鲜的影像气质敲开了武侠电影的大门,以连映18集的《火烧红莲寺》,再次在激烈的商战中引领新潮。
第三阶段(1932至1948),再续辉煌,救亡图存期——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左翼电影运动的蓬勃发展,他的思想观念也有所转变,张石川决定拍摄抗战电影。同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被选为执行委员;苏联影片《生路》,在上海正式公映,他也撰文加以赞扬。
这一时期,他先后导演了表现抗日的《战地历险记》和由夏衍编剧的《脂粉市场》、《前程》、《压岁钱》等一系列反映民族苦难的现实主义作品,获得广大劳苦大众的共鸣。
1946年后,为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和上海大同影业公司导演了《长相思》、《乱世的女性》等影片。而《乱世的女性》则是这位伟大的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影视艺术语言以及特色艺术手法
张石川导演的影片《难夫难妻》的艺术手法幼稚粗糙,始终是远景镜头,但比起《定军山》等戏剧纪录片来说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它有了简单的人物和情节,演员表演去掉了戏曲片程式化的模式,表现出生活化的风格。
影片《黑籍冤魂》也是由张石川任导演,并在剧中饰演了重要角色。影片表现的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因吸食鸦片而衰亡的悲剧。影片有完整的故事、严谨的结构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在摄影技巧上不再像《难夫难妻》那样始终是一个远景,而是时常变换机位,运用远景、中景、近景和特写。这部电影被程步高导演称作中国电影史第一部反帝影片。
张石川担任导演无师自通,他自觉地学习国外电影“蒙太奇”的各种手法,用布景、道具来表明时间、场景的转换,还揣摩外国电影如何运用特定镜头和叠印手法等。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影教授格雷到上海来到“明星影片公司”参观,向张石川传授了不少电影专业方面的知识。
张石川还焕发出追随现代的文化人气质,具体表现在对“大众性”的理解上,也体现出为我所用的灵活性。譬如,张石川向来是政治立场偏右、审美趣味崇美的文化商人,但在亲临上世纪30年代的政治气氛以及消化了它的存在合理性后,张石川对苏联电影以及电影的大众性有了时代的新解。
1933年他在看了苏联影片《生路》后,曾撰文:“苏联影片的对于社会大众是负着教育的重大的使命,而美国电影的对于社会大众不过是麻痹而已。中国电影的生路是在‘大众化’上,而大众化的电影,必然的是要取法于苏联的影片”。
这段话听起来几乎不像是从张石川口中流出,但的确是他的话语。在其同样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的传声筒》里,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