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辩护律师朱明勇 死磕派律师:磕出法治中国还是磕坏中国法治?

死磕派律师中比较年轻的王兴律师并不赞成使用“死磕派”这样的说法,“往往因为概念界定不清,导致误会和矛盾”。

但这种担心已经成为现实。不论是杨金柱被简化的说法“不死磕的律师是骗子”,还是杨学林的三分法,非死磕派律师好像被归为道义上存在问题的群体。这引起不少律师的不满。

王立峰律师用充满讽刺的笔调写了一篇《正常律师转向死磕派律师之秘笈》,描绘了一幅从接案、会见、庭审一直到结案过程的死磕派规划路线图,言语间颇有指责死磕派律师喜欢炒作、煽情和不顾当事人利益的意味。

黄云中律师则直指死磕派律师为撒娇派,他批评死磕派没有传递正能量,“置己身于体制对立面,以演艺手法娱乐社会。利欲之心高过公义之心,热闹之中对正常法制构成破坏,也将律师业导向不归之途,十分恶俗”。

死磕派律师受到非议不仅来自业界。频繁发生的死磕案例也吸引了最高院高层的注意。在法庭上抗议、发微博、被逐出法庭……这些死磕表现被原最高院副院长张军在一次法官培训会上归纳成律师“闹庭”,并要求法官加强庭审的掌控能力。

或许死磕派律师最危险的争议来自内部。迟夙生说,死磕派之间有时候也会死磕。尽管陈有西和斯伟江两位成名于李庄案的律师都不承认自己是死磕派,但他们在北海案等一系列大的死磕案例中都没有缺席。

冲突首先发生在陈有西和杨金柱之间,两位曾并肩作战的律师在北海案后突然决裂,双方各自写了多篇文章相互指责、“揭露”。此后先后代理过李庄案的陈有西和斯伟江之间又发生了论争。许多律师不愿谈论谁是谁非,事实上这些论争已经演变成了罗生门,在不同人那里将构建出不同的“真相”。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理念之争,另外一些人则将论争解读为争功。

这些发生在内部的死磕为外界提供了话柄,强化了一些人认为死磕派律师无非是沽名钓誉者的观点。曾任重庆市律协会长的孙尚荣律师对律师之间的争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提出律师之间应当相互包容,不要相互糟蹋。

死磕派律师们也在努力消除误解和争议,他们做出的第一步努力就是为死磕正名。杨学林认为“很多人对死磕派有误解,好像就是瞎闹、瞎搞,我们全是从《刑事诉讼法》上抄的,一个字都不差,要求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来做。如果法院做了,死磕也磕不起来”。

王甫律师自北海案开始加入死磕团队,他认为造成误解的关键在于死磕的方式太单一,无非是申请回避、被逐出法庭、死磕程序等等,而法庭上的辩护词、辩护策略这些技术性的内容公众没有看到,因此容易形成死磕派没有技术的印象。

被杨学林称为“传奇人物”的朱明勇律师虽然有许多“死磕”的辉煌历史,但也不愿意自称为死磕派律师,因为这个概念“无法从字面意义理解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在他看来,死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进行坚决的抗争”,而律师最大的武器就是法律。

死磕派律师虽然都不再是体制内律师,但他们也在寻求与体制共存之道。杨金柱新年的梦想之一就是“让执政党对死磕派律师们越来越包容和尊重”。在死磕派律师之前,涌现过一些维权律师或人权律师,以公益维权为主,通过个案推动社会进步。在朱明勇看来,他们与死磕派律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死磕派律师追求的是个案公正,而维权律师可能出于理想而伤害到当事人。

开篇提到的那次死磕派律师研讨会,也吸引了一些维权律师报名参加,但研讨会组织者似乎有意与他们保持距离,虽然收到报名,却很微妙地没有主动发出邀请。

杨金柱在会上说,大家要“好好死磕,多多赚钱”。即使是死磕派律师中表现最为高调的杨金柱,在杨学林看来,也是颇为务实。他举例说,杨金柱在近期一个案子中,“前期大力死磕,网络揭露,后期庭审和谐,网络消声。为何?因当事人告知有司已让步,要求给面子。律师及时改变策略,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死磕派律师本质上仍然是追求业绩的职业律师。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吴庆宝近期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死磕派律师更要维护法治社会》,肯定了死磕派律师的作用,提出“政府应主动团结这些律师群体,让他们成为决策的参谋之一”,但同时也提醒“切忌私下小范围形成与政府对立的意见和行动,将自己划到政府的对立面”。

不少死磕派律师都提到私下场合来自官员的认可和赞赏,或是官员改变了以往对律师的偏见。杨学林在代理李庄案之后就明显感觉到了差别,以往他代理一些比较敏感的案件时,有关部门都会找他谈话,自那以后好像变得信任他了,不再有类似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