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中央党校 专访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改革“政左经右”说法太片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改革方案还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这被解读为遏制官员腐败的利器。反腐方面还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他就这些新举措的落实和实际作用做了解读。
后续改革不会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第一财经日报:外界很看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措施,您认为呢?
王长江:我觉得是往前走,值得充分肯定。但目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纠结在一起。无论从哪一方面入手,都会碰到其他问题,最后触及整体。这时候需要高层作出选择,面对既得利益的阻挠,回避和后退是一种选择,想办法向前推进也是一种选择,这需要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
日报:改革的全面方案已经提出,您对接下来的措施乐观吗?
王长江:很多人认为,《决定》中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党自身改革的提法不太过瘾,其中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一些老的说法,党的建设提到要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但怎么提高,并没有太多细节性的说法。
当下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入手,是路径选择,全面深化改革推行后,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将触及整体的改革。
现在有些头脑比较僵化的人,总是在想:我们经济上一切都学世界的,可以把市场经济移植到中国,但是政治上必须固守传统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即使是经济改革,也代表着党的理念变化。本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市场决定制度,制度必须适应市场,这代表了执政党理念上的变化,后续的改革不可能仅局限在经济领域。
日报:外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革是“政左经右”,着重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
王长江:这个说法过于片面。改革释放市场的能量,然后人们自然要去追求利益。追求利益之后,就会产生物质之外各方面的诉求,包括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良好的环境、受人尊重、价值体现等。后面这些就是政治诉求,需要从政治制度上给予安排,不然会阻碍经济发展。
三中全会提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肯定会带动经济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的全面发展。按照“政左经右”的说法,政府只管经济发展,打压和抑制政治诉求,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但公信力丧失。
日报:您认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王长江:首先是经过多年呼吁,终于有了一个顶层设计机构,对此我充满期待。其次,领导小组这种传统的领导方式,能不能真正起到顶层设计的效果,还需要观察。
按照我的设想,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必须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成员应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做过全面工作的领导和退休老同志,对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考,超越部门领导的思维。第二,能够从全局把握问题的学者、专家。第三,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
但领导小组的方式能不能超越部门利益需要观察。如果上面有意要超越,选人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如果按照惯常的领导小组运行方式,让各部门领导进入小组,实际上代表各个部门的利益,领导小组就会形成一个利益博弈场,从而难以从全局思考问题。
领导小组没有编制,一般都是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利益太多就丧失了作为顶层设计机构的超脱角色。领导小组人员构成很重要,如果选择干事的、懂行的,就能真正推动改革,提供改革方案。如果定位不清晰,慢慢会演变成名义上的机构,各部门的头头都来参与,就没意思了,慢慢小组也会被弱化。
财产公开宜早不宜迟
日报:三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官邸制度,外界认为能化解腐败,您认为反腐方面会有进展吗?
王长江:官邸制度能起到约束官员腐败的作用,但指望它作为反腐的切入点不太现实。
官邸可以区分官员在职和离职的待遇,减轻政府负担。但是就反腐而言,最重要的还是财产公开。财产公开,内部一直有评估。现在的信息捂不住,公开的具体方法可以商量,但公开不能回避。
我历来主张,财产公开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一个市长,想当市委书记,或者升任副省级,那你就公开,你不敢公开就别想升官,安心享受你的厅级待遇。也就是谁升官谁公开,个人选择。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风险也最低。
日报:财产公开政策会近期推出吗?
王长江:我没法预测。但我认为如果拖得太久,拖到2020年以后再做就不好说了。
设想一下,如果不公开是零分,做了就加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做。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而是拖一年就降一年的得分,得到的是负分,年数越多越糟糕。
财产公开如果一直拖而不行,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就会持续下降。威信降到谷底后,挣分的机会就没有了。过去可以说通过发展经济,赢得普通人的信任和支持,但人们的观念慢慢转变了,普通人现在认为市场经济自然有一种推动力,经济自然会发展,靠经济发展赢得信任比以前更难了。
经济学有“公地效应”的概念,党的公信力其实也遇到了“公地效应”。虽然说起来,党的公信力下降会削弱党的执政地位,但由于它和每个个人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一个人无法向党的公信力负责,于是人们都不把党的公信力下降当做自己的事情,甚至付出党的公信力,为个人捞好处。“公地效应”在贪腐领域很明显,长此以往非常麻烦。
权力要全方位制衡
日报:三中全会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由此带来的纪委改革,您怎么看?
王长江:对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方式,主要两大块六类。一块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另一块是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又有三方面,首先是纵向的权力制约,即上下级之间的制约关系,包括上级对下级的制约、下级对上级的制约;其次是横向的权力制约,即部门之间的制约。
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也有三方面,第一是权力的阳光运行,全民都能看在眼里,随时挑毛病。第二是媒体监督。第三是组织化监督,在西方就是各种利益团体组织,包括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
权力监督应该是一个体系,各种监督方式之间的良性互动才构成完整的体系。目前我国并没有健全的监督体系,在纵向的监督中,我们习惯上对下的约束,上级命令下级,上级给下级授权,上级随时可以监督下级,随时可以加大力度。但下对上的监督却是缺乏的。横向的监督也缺乏,执行权、决策权和监督权的相对分离并不清晰明确。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一味强调上对下的监督,很可能会导致权力失控。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权力?如果加强监督,造成权力更加集中,会带来新的麻烦。我认为可以加强监督,但是同时必须建立健全的制衡和监督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