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轶欧的后人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背景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背景·李海文·(作者原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63级学生、中**史研究专家)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
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时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
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真相的年青人。
从他们的回忆中,张恩慈是关键人物。张恩慈的“透露”是个人行为,还是奉令而行?他是奉令行事。他奉的谁的令?起重要作用的张恩慈是何许人也?他与康生、曹轶欧是什么关系? 1.张恩慈早与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受学生欢迎的讲师。
(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60年代初,他到北京门头沟下乡一年,错过了难得的评副教授的机会,(2001年秋采访陆平)。加之他有心脏病,无法适应山区的生活和工作,(2006年9月采访石仲泉)心生怨气。1964年11月中宣部派工作组到北大社教,认为校、系很多单位都烂了,张恩慈是社教积极分子,并吸收为工作队员。
当时哲学系有一批左派,即社教前期的积极分子。1965年3月贯彻《二十三条》,邓小平、彭真批评了北大社教运动,肯定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是好同志,撤换了工作队队长。4月,中宣部、教育部、北京市委联合在国际饭店召开工作队部分骨干分子座谈会,批评了社教中的左派。
这个会议1965年9月结束,只有哲学系一个组1966年1月结束。其间,张恩慈也被叫回来参加国际饭店会议。会后,当时毛主席要求大学生都要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全国的大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到乡下参加一期或两期四清,哲学系不少社教前期的积极分子也在其中。
其实,校领导是重视、培养张恩慈的,1963年左右,派他参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反修文章的写作。
能够参与中央交办的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康生领导的班子住在钓鱼台,他们是外围,为钓鱼台的班子准备资料,住在民族饭店,(90年代采访钱抵千。钱抵千大校是军队派到钓鱼台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因而同康生、曹轶欧有联系。
曹轶欧是康生的妻子、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当时住在民族饭店的还有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关锋、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传启等,不仅为钓鱼台准备材料,还一起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2006年9月14日采访杨德) 因和关锋等人合作愉快,张恩慈写的批判“合二而一”文章据说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由康生亲自点名,1965年7月张恩慈调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
马列主义研究院1964年成立,在西颐宾馆办公。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兼任院长。大家都知道后来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也是张恩慈能够知道中央动向的原因。
2.周恩来说大家没有传达任务,康生却向张恩慈透露《五一六通知》内容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第二次扩大中央常委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常委外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六个大区书记,简称第二次杭州会议。
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一,毛泽东批评彭真,解散了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因是彭真、陆定一、康生等五人组成,又称为五人小组。其二,原则通过康生、陈伯达、江青主持起草《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政治局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
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起草小组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xx,成员王力、关锋、穆x、吴xx、陈xx、尹x、张春桥。这些成员和后来正式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相差无几。 虽然原则通过文件草稿,但是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
严格保密。康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任命为中央文革起草小组顾问,成为最了解政治动向的核心人物。 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到北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登门打听消息。
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的7个文件,独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不敢透露半点。
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泄露党的秘密,轻者遭到训斥,重者受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5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让大家看7个文件,5日、6日、7日召开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介绍情况。
尽管刘少奇主持会议,却由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这与1975年毛泽东任命毛远新为联络员如出一辙。康生起着特殊作用。这个会议两个最令人惊骇的发言,一个是5日下午、6日上午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个是林彪5月18日关于政变的发言。
5月7日中央通知李雪峰任北京市委代理第一书记,5月8日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号召干部揭发市委领导。市委机关内部开始出现大字报。 四、五月间,康生正到处收罗彭真的“错误”材料。而张恩慈对于在国际饭店受批评一事耿耿于怀,因此与康生一拍即合,5月5日写完了《我对北学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一文。
文章很快送到毛泽东的手上。5月11日,毛泽东将此文题目改为《张恩慈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 很有可能11日当天,康生在电话中得知了毛泽东的批示,但是文件要由机要交通送到北京最快也要第二天了,因为当时的飞机一天只有一班,火车要走一天一夜。
文件到了北京,由刘少奇批示,印刷,发到与会者手上最快也是13日了。北大社教不仅是彭真,还有邓小平出面批评了左派,保了校长陆平。所以,康生即使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也不敢轻举妄动,还要看刘少奇、邓小平的态度。
此时,康生只能伺机而动,成立调查小组,放在由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之下。因为事关机密,让妻子曹轶欧任组长。真可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康生对调查组成员说:这次调查重点是北大。“从北大点火,向上搞。”调查组名正言顺,任务灵活,不引人注意,可进可退。 1964年中央在北京十个单位搞四清试点,受到“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说法的影响,一开始都认为这些单位领导班子烂掉了。
后来中央发了《二十三条》纠正了扩大化,有的重新撤换了工作队领导。康生精心考虑选中了北大,大概有三个原因。其一,北大社教前期有一批积极分子,有基础。其二、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文化、教育系统发动的。北大名气大,影响大。
其三、北大文人多,会写文章的人多。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康生住所会议室,康生同调查组6个成员会面,张恩慈是调查组成员,也在座。康生说:借调你们来是搞文化革命的调查,主要调查北大。调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还谈到将要发一个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的通知。你们住在北大调查,不限于北大。 在杭州,周恩来叮嘱与会者: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严格保密。
李雪峰不敢向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透露半句,而康生却向调查组的成员谈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真是大胆包天!康生之所以敢向调查组讲中央很快发一个批判彭真的通知,是要打消他们的顾虑,才能完成他的预定方案:“从北大点火,向上搞。
”。这个调查小组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台起了重要作用。张恩慈负责跑外勤,负责联系北大,在曹轶欧直接领导下工作, 3.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大字报 13日或14日,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大会,在北大四清问题上,邓小平只能服从毛泽东。
这时,康生有了尚方宝剑,开始行动。调查组的任务,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大会上讲得很清楚:“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
”14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此时,曹轶欧终于走到前台。陆平提出常委向她汇报一次情况,曹轶欧拒绝了。学校为调查组准备了住处,曹轶欧、刘仰桥住在朗润园的专家楼,张恩慈等人住在一院。曹轶欧、刘仰桥在朗润园的专家楼只住了一晚,以后都将北大的人找到马列研究院所在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
曹轶欧之所以带张恩慈到北大,原因有二:其一,他的报告已经得到毛泽东批准,此事非同小可。其二,张恩慈在北大工作多年,情况熟,关系多。果然,张恩慈一回到学校,哲学系的人纷纷找他了解中央动向,反映学校情况,他成为“哲学系左派联系中心”。
张恩慈住在一院,和哲学系左派杨克明、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谈话、开会。由于张恩慈从康生那已知道《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这些消息“振奋人心”。受压的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 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并规定传达到县团级。
《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点了彭真的名,给人印象最深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场斗争和一般的党内同左右倾的斗争性质不同。党内左右倾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修正主义是属于敌我矛盾。杨克明向张恩慈表示打算写一份关于北大社教的申诉材料送中央,张恩慈告诉他:“现在北京市委机关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
”调查组到北大后不几天,除张恩慈外其余4人都到北京市委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抄清后交曹轶欧,再交康生。康生认为这些材料很有用。 起草大字报主要是6个人,聂元梓、杨克明、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一起议论,在赵正义的现成批判稿基础上,宋一秀修改,算第二稿。
大家认为不能用,由杨克明起草第三稿,最后聂元梓、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他农村回来,赶上此事)在一起讨论定稿。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康生“赞同”、“支持”、“鼓励”,还是“策划”、“授意”、“指使”。
看看杨克明当年1967年8月写给江青、戚本禹的信就很清楚:“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过了12年,到1978年12月,杨克明写的材料仍承认张恩慈告诉他:“现在北京市委机关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要求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搞。
他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张恩慈说不方便,因为曹轶欧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如果不注意,被陆平觉察会造成被动。这符合康生一向谨慎的作法,14日调查组进北大,一直到17日,《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二天,才由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向北京大学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7年1月22日康生在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大会上讲得很清楚:“关于我爱人的问题,是五月份,我爱人等五个人组成一个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里搞了那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没关系。
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当时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大字报的内容写什么呢?1979年7月16日刘仰桥回忆:“一次张恩慈同志提到宋硕同志在北大谈有关开展大批判的精神(5月14日陆平传达了宋硕讲话),就认为抓到东西了。
曹轶欧说这就是要捂盖子。要从学校往上搞,从此开始,一直到聂元梓等第一张大字报贴出,都是围绕宋硕讲话进行调查。” 再看看张恩慈在1978年12月写的材料:“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杨克明打电话给我,并且很急,说他们被围攻怎么办,你们调查组管不管?!我说你怕什么?有《五一六通知》怕什么?并说上边领导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说的上边领导,就是康生、曹轶欧。
”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重新审视文革,开始指责、批评第一张大字报,但是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指使写的,作者的责任并不大。1980年10月16日中央开除了康生党籍,每个人都要与康生、曹轶欧划清界线。情况发生变化,杨克明只承认,张恩慈告诉他:彭真确实已经垮台。
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只承认张恩慈告诉他们:要串连左派。可以写大字报。“串连左派”可以理解为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搞派别活动,如果毛泽东没有批准大字报,如果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说这些话都是要杀头的。
别说张恩慈,就是康生也不敢大胆妄为。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后,引起师生激烈地辩论,个别人甚至你推我搡。众多外国留学生在北大学习,他们将消息迅速传到使馆、国外,成为当天世界各大通讯社的头条新闻。
周总理派国务院外办主任张彦到北大讲话,批评将大字报贴在外面,张彦传达周总理的话:“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康生见事情闹大了,十分恐慌,和陈伯达一起诓骗不明真相的李雪峰到北大讲话,尽快平息事态,以免进一步恶化,引火烧身。
同时派张恩慈到北大要来大字报底稿,火速送到杭州。 另外,有人说毛泽东的批示没有批在康生送的底稿上,因而怀疑康生是否向毛泽东送过大字报的底稿。现在档案没有全部公开,就是根据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记载,毛泽东是在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社总编室编辑27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简报》第13期上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请酌办。”请读者注意两点,其一,红旗杂志社的主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光明日报总编辑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x,而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说明,中央文革小组的步调一致,配合默契。
其二,毛泽东既不是批给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也不是批给登载此消息的红旗主编、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一人,而是批给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陈伯达俩人,康生的名字还列在前面。
为什么?因为康生负责向远在外地的毛泽东传递文件,汇报北京情况。毛泽东的批示更加证明康生与大字报的关系,是他积极向毛泽东推荐的。 正因为康生在北京很孤立,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后,感到解放了。
1966年8月4日康生在北大全校万人大会上讲话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大字报贴出后指出陆平、彭佩云、邓拓黑帮,实际上是揭露了彭真黑帮。但是大字报贴出后,北大在陆平、彭佩云、统治下,通过亲信蒙蔽同学,造谣说:大字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7点过后受到围攻,对革命大字报的进攻。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接到大字报,立即采取行动,(6月)1日下午4点,电话通知我,要马上广播。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当时,我与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
”大字报共有7位作者,康生只点了两位,一位是签第一名者,一位是撰写者。还特别点到不是作者的张恩慈,就是因为他起了特殊的作用。同时,康生宣布:“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
”后来北大成立的第一个红卫兵就叫新北大公社。当时我作为北大学生,在东操场参加万人大会,听了康生的这个讲话。 为什么康生感到解放了?为什么在接到毛泽东电话前康生会如此紧张?因为早在1954年2月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时,七届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中央做出几项规定,明确指出:“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此后,高岗饶漱石成为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漱石被监禁。至今都没有平反。 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落得如此下场,康生会怎样呢?后来,康生连升三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但是,他死后也没有逃过惩罚。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追根溯源,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康生的责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悼词,并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第三条罪状就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康生幕后策划下炮制的”。
康生已去世四、五年,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高岗死后,周恩来亲自到现场,宣布厚葬。至今高岗安睡在万安公墓。相比之下,康生死后仍不得安宁。 在张恩慈在哲学系做工作的同时,曹轶欧在校、系领导中活动,她首先动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
陈守一是5级干部,资格老,影响大。陈守一断然拒绝。曹轶欧碰了钉子,才转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这所以出于哲学系,这与左派力量强大有关,也与张恩慈的工作成效密不可分。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无秘密可言。非也。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吸收了不少群众代表参加,8月7日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会上印发。
会议12日结束,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第二天报纸公开了中央领导人新的排序,19日在清华出现贴刘少奇大字报。红卫兵走出学校冲到社会,全国开始大串连。直到21日深夜(或叫22日凌晨)不知何人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
观者如潮。当时北大是一个中心,串连的学生蜂拥而至。半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等全国各地,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到北大,令人覆盖大字报,批评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做法,重申:中央只授权新华社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言论。任何人无权擅自公布。他们也是在会议结束后的八九天才敢这样做,还要乘夜色,偷偷摸摸地做。
说不定这是中央文革演的双簧戏。 另外,1969年召开九大,有不少造反派当选为九大代表。代表们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才开会。当时规定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外出,在宾馆里不准拉开窗帘。代表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
会议从4月1日开幕到24日结束,曾开过3次全体大会,数千人出动,两辆车一批,分批进入人大会堂的西门。到处打听消息的外国记者硬是没有发觉我们正在开九大。保密工作做得好,毛泽东很满意。 文革后,什么会议不能保密呢?1966年10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打倒各级领导,各级机构瘫痪。
1967年一月夺权后,为解决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问题,中央分期分批召集各省市、各地区、各单位的军队干部、造反派的各派头头、老干部代表来北京开会。
这些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不守纪律,随时将会议情况通报给自己一派群众,会内外响应,制造事端,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5月,张恩慈向哲学系左派“透露”时,中央机关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和群众组织完全不同。
张恩慈讲到什么程度,做事做到什么程度,都要请示,绝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他忠实执行曹轶欧的指示,暗中支持,有所回避。在抄写大字报时没有在场,他很后悔,不止一次讲:如果我在场,不会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4.写大字报是一个集体行动,聂元梓签在第一名 年青学者印红标的文章写道:“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
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这是大字报署名者6个人一致的说法,但是一面之词,我们应听听聂元梓是怎样说的。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2005版,第116-117页)写道:“我们要写大字报,因为是党员,又是给自己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写大字报,从组织观念上说,我们就想到要请示有关领导。
”“曹轶欧在西颐宾馆接见了我和杨克明,在座的有张恩慈。我们汇报后,曹轶欧说,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贴一张大字报,怎样不行呢?”“这样,我就和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说明,已请示了曹轶欧,同意我们给陆平写大字报。他们听了很高兴,从组织原则上说,大家就放心了。
” 聂元梓回忆,曹轶欧没有问大字报的内容,“因为她在北大蹲点已经有些日子,北大的情况,她已经掌握了。调查组里的张恩慈,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人,自然会向她提供基本情况。”除了聂元梓说的这一点外,曹轶欧之所以不问大字报内容,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万一此事不成功,一旦追究起来,她可以说自己并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只有失察之责,来逃避、减轻惩罚。她的一举一动关系到康生的政治生命、荣辱、升迁,她不能贸然行事。
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处理决定,停止他们的一切职务,进行专案审查。文件下发到县团级。聂元梓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情况。第二天24日,大字报已改出第二稿,第三天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这绝不是巧合。
没有可靠的内线,没有康生这样大人物强有力的支持,这7个人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公开贴出大字报。 退一万步,就是按那六个作者讲的,不知道聂元梓见过曹轶欧。是不是这件事就不是康生、曹轶欧指使呢?写大字报是一个集体行动,聂元梓签在第一名,后人以此称为聂元梓大字报。
为什么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呢?六个作者的说法:因为聂元梓是系总支书记,是7人中资格最老,地位最高者。大家尊敬她。后来这6个人迅速和聂元梓分裂,也可以证明他们对聂元梓的尊敬是有限的。 哪为什么让聂元梓签在第一名?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谁签在第一名,谁负的责任最大。
这些教师都经过反右斗争,1957年夏,因为贴大字报,串连,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有的瘐死狱中。自然知道贴大字报的另一种后果。共产党历来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聂元梓敢挑这个头就是因为她事先和曹轶欧谈过,她知道康生的态度,知道底细。
如果她不签字,别人还敢签字吗?特别是5月24日北大刚传达了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出大字报的5点指示,强调内外有别。他们怎么敢无视党纪国法。如果聂元梓不签在第一名,这张大字报还能出笼吗?历史不能假设。
现在的事实是无论聂元梓有没有动手写,是不是第一个提出写这个内容,她见过曹轶欧一事是否通报别人,对这些细节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细微末节并不影响事物的本质。
重要的是聂元梓签在第一名。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其他都签在她的后面,才有了这张大字报。她职务最高,她带领这些人在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贴出大字报。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责任最大,当大字报受到批评后,是她向华北局、北大副校长黄一然解释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
正因为她签在第一名,责任最大,所以广播这张大字报后,她成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由此当上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平步青云,成为文革中的风云人物。1968年8月,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进驻学校,毛泽东接见并批评首都院校的五大领袖,其他四个都倒了,只有聂元梓没有被打倒,在九大还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也正因为她是文革的一种象征,又在文革中作恶多端,1978年被依法逮捕,1983年被判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5.毛泽东在众多大字报中选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后来,我才知道聂元梓的大字报并不是第一张。
当时,中央文革到处找人写大字报。学部(今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所的吴xx写的大字报才是真正第一张,是5月23日贴出。但是,吴XX只点了哲学所的负责人杨述的名字,而没有上联北京市委、中宣部。
一个原因,杨述1961年1月离开北京市委调到学部。另一个原因,吴传启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虽然受到鼓动,听到会议的情况,但是胆子没有那么大。 25日,卢正义在教育部也贴出大字报,只针对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和教育出版社的领导。
只有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点了北大校长陆平、彭佩云,还点了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由此而联系到北京市委。所以比较了几张大字报后,毛泽东决定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从此,聂元梓一夜闻名天下,她的名字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
6.张恩慈毫不隐讳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他授意写的。 如果说的回忆也是孤证,那么我们看看当年张恩慈是怎样讲的。1966年6月9日,北大全校师生听张恩慈和哲学系老师孔繁的报告。主持人特别介绍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师,现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是个重要人物,他能在百忙之中到北大做报告,深感荣幸。我作为北大学生在大饭厅听了这场报告。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张恩慈的名字。 张恩慈、孔繁系统地介绍了北大的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北大社教情况和第一张大字报产生过程。张恩慈的报告比较长,特别介绍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产生经过,说大字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支持下写出来的,他以自己所起的过穿针引线作用而自诩。
如能找到这份报告记录,那些否认康生曹轶欧“策划”、“授意”、“指使”写大字报,而认为仅仅是“赞同”、“支持”、“鼓励”写大字报的言论不攻自破。
为什么40年来我对这场报告记得这么清楚?报告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5月25日,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四清,突然听到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全校师生激烈争论,半天时间贴出1500张大字报,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
大饭厅前的辩论,甚至有人动手推搡。后来,听说国务院外副办主任张彦、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连夜到学校讲话,平息了这场风波。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彦代表周总理,李雪峰代表党中央。这时,聂元梓也害怕了,向华北局说明这张大字报是曹轶欧让她写的。
本来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了,谁也没有想到几天后事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全文。当时我们所受到的震撼至今难忘。虽然我们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大家都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这决非一般人能决定的。听说当天晚上中央派来工作组,接管了学校。
同学们坐不住了,有的连夜赶回学校。人人都希望知道这张大字报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张恩慈的报告揭开了谜底,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张恩慈对聂元梓有意见,张恩慈说他要在场,就不会让聂元梓签在第一位。
他曾向康生反映过聂元梓的问题,但是康生说:“她是乌龟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众所周知。7月份写大字报的7个人分裂。这个时间是从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会议记录查出来的,“讲到怕聂元锌等七人分化时,毛泽东说:分化就分化,怕什么分化?”学校始终存在反聂元梓的一派,与康生的这句话有关,也与张恩慈的态度有关。 虽然,张恩慈与康生、曹轶欧相熟,他并没有再做其他的事。
但是,张恩慈为此付出了代价。1969年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重新分配,许多同志留在北京,张恩慈却到山西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校,他任山西省委党校副校长,后到山西大学任教。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党校等好几个单位想要他,但都因《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在康生组织第一张大字报一事中点了张恩慈的名字而未能成功。
时间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剂,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当这天到来时,还能不能做事,还能做什么呢? 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成为文革的起点,标志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
张恩慈及大字报作者们在特定环境下,被历史潮流推到风头浪尖上,扮演了重要政治角色。
文革这场火烧了10年之久,自有深刻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原因,绝非他们所能左右、所能预见的,他们更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为此付出代价。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不容有任何篡改。只有保存真实的历史,后人才能更好、更准确地研究历史,更深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不再重演动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