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长庚的弟子 京剧艺术主流传承中的程长庚
百余年来,关于程长庚的专记、传记类的文字已不胜枚举,为什么还要出这样一本评传呢?这是由于洋洋千百万言之中,尚有冗言、不实、添油加醋乃至自相矛盾之处,难免令人堕入五里雾中;因此需要沙里淘金,把有用的资料进行蒐集,以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
《夫子继圣春泥护花——程长庚评传》的作者王灵均即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 京剧老生系统素有“无腔不谭”之说,余言高马麒杨奚,无不在谭鑫培的光环之下,然而史册却把程长庚尊为京剧奠基人,这是为什么呢?京剧草创时期有“前三鼎甲”,论成名时间,余三胜和张二奎在前,为什么程长庚却能后来居上,地位更高呢?前人记述程长庚“字谱昆山鉴别精”,那么当年这位安徽人是在哪里学的昆曲,又具体怎样用之于皮黄,进而影响整个京剧艺术呢? 为了回答这些关于程长庚的疑问,数年前,我在安徽电视台资深编导方可先生的陪同下,专程走访了安庆地区和程长庚故里。
我们在潜山县的陈列馆里看到了程长庚家谱原件。
原来潜山县程家井的程氏一脉,系于元代从邻省迁徙而来,其祖先是宋代理学家“二程”之一的程颐。程氏理学有四字箴言叫做“视、听、言、动”,大意是要求弟子行得正、坐得稳、看得清、听圣贤之言。
程长庚在北京的寓所堂号自名为“四箴堂”,很在乎自己家族的文化传统。他的科班也以“四箴堂”为名,在育才传薪的同时笃行儒家的规训。《清稗类钞》说他晚年析产为二,其一予长子,命其出京从事耕读。
他说:“余家世本清白,以贫故,执此贱业。近幸略有积蓄,子孙有啖饭处,不可不还吾本来面目,以继书香也。”他演戏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只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同报国理想相结合的。张江裁《燕都名伶传》载:“道咸间,海内多乱,而公卿大人宴乐自若。
长庚键户不出。已而乱定,复理旧业,则多演忠臣孝子事,寓以讽世之词,闻者下泪。”他团结时贤,使三庆班成为当时菊坛的人才高地。他在昆曲没落之际,把南方的名宿朱洪福请到京城,向“四箴堂”弟子传授身段论,及时抢救下这份珍贵的舞台表演遗产。
可见,程长庚是把演艺的“贱业”当作文化之伟业,他是“戏子”其表而“儒生”其里,贡献多矣。相比之下,余三胜和张二奎虽然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但他们的思考和贡献不那么系统,在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自觉性方面就更不如程长庚了。
与潜山比邻的怀宁县石牌镇,在清代是戏曲重镇。由此沿水路或和缓的山路西行百余里,可到大别山另一侧的鄂东地区,当年汉调也盛行于怀宁。
据传,余三胜和程长庚的老师米喜子也曾在怀宁一带盘桓活动。程长庚十岁时在这里第一次登台,演的是安庆弹腔《文昭关》。安庆弹腔即皮黄调,是汉调的姐妹艺术。此前,包括皮黄在内的“乱弹”已经传入北京,而在京城观众的耳朵里,无论汉调、徽调、二黄、西皮、弹腔,都是来自南方某地域的同一种艺术,姑且称之为“湖广调”,而“湖广”二字念顺了就会省略其中的音节,讹为一个“黄”字,难怪一部分人将错就错,后来把徽汉合流的皮黄调称为“黄腔”了。
其实皖西和鄂东方言虽然相近却并不雷同,程长庚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比如这个地区方言的声母“那”和“拉”不分,相传有人向余三胜指出他某句读音有错字,余三胜问道:“哪(lɑ)一个?”回答说:“你又错了一个!
”而程长庚就能够自觉克服这类“土字”。他非但“那”“拉”有分,而且像安徽地方戏(如黄梅戏)那样前后鼻音不分,把“马上”念为“马山”,把“路旁”唱为“路盘”之类,他都不采用,而是遵循北京字韵。
按黄腔即二黄系统内部有“山二黄”“土二黄”等地域分支,而程长庚则从善如流,广泛融入北京语音,这就没有局限于一隅。经过改造、进化的“京二黄”得到了广泛传播。 程长庚比余三胜、张二奎的又一高明之处,在于把昆曲的曲韵融入皮黄。
他十岁左右时北上,先入和盛成班,再进三庆班。前者一说是纯昆班,后者则为兼容文武昆乱的徽班。不过我认为程长庚同昆曲渊源应该更早,是来自他的家乡安庆地区,这就不得不提一下阮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