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龙的婚姻 【婚恋情侣】女将军李贞的第二次婚姻

1926年春天,刚满18岁的李贞从姐姐那里听到了一个令她兴奋不已的消息:永和市成立了妇女协会,是搞革命的。当时,李贞对“革命”这个词的意思还不大了解,但她朦胧地意识到,这两个字将会给自己的不幸命运带来某些转机。

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向妇女协会报了名,写上了“李贞”这两个字。这个妇女协会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秘密妇女组织。就这样,童养媳出身的李贞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对于出身贫苦的李贞,妇女协会的大姐们格外关怀,她们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有空就教她识字学文化。

这使饱受欺凌的李贞十分感激,为了回报大姐们的关怀,遇到妇女协会有什么活动,她总是走在前,抢在先。她最拿手的本领是送文件,因为她经常上山砍柴、割草,胆子大,山路熟,当时党的许多秘密文件,就是经她的手送到了指定的地方。

这年10月,北伐军进入浏阳,各种群众组织公开活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在革命风雨的洗礼下,李贞迅速成熟起来。她那天赋的组织活动能力也开始显露出来。她带领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成了永和地区颇有名气的女革命者,不久,她被选为永和区妇联委员。1927年3月,她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李贞不断成长的时候,她丈夫古天顺的思想却依然停留在“吃饭干活,不管国事”的水平上。李贞好几次动员他参加革命,都被他气呼呼地一口回绝了,夫妻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与外面火热的革命生活相比,沉闷的婆家对于李贞来说已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她干脆住到永和区上,一连十几天甚至一个多月不回家,这就更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夫妻关系变得名存实亡了。

1927年5月, 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潇湘大地,反革命势力开始大量屠杀革命者。李贞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永和市的街上贴出了通缉她的布告。李贞那胆小怕事的婆家被这种场面吓坏了,反复申明这个儿媳已与古家断绝了关系,并急急忙忙给李贞的母亲送去了一纸休书。

当时李贞正躲在娘家屋后的深山里。当送饭的母亲把这件事告诉她时,李贞欣慰地笑了,她庆幸自己终于彻底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桎梏,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投身革命斗争了。

游击队里的婚礼

血腥的屠杀,并不能吓退真正的革命者,敌人的搜捕稍有松懈,李贞便开始外出活动,联络幸存的共产党员。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老党员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先后回到浏阳东乡,着手重建这里的党组织。他们与李贞取得联系后,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年底,他们又组建了浏东游击队,李贞担任了游击队的士兵委员会委员长。

带着摆脱封建婚姻羁绊后特有的轻松情绪,李贞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工作,她和男同志一道出生入死打游击、闹革命。一段时间内,她似乎完全放弃了个人的感情生活。

然而,她毕竟还只有20岁,那是一个青春焕发的年龄,也是一个需要爱情滋润的年龄。不知不觉地,一个熟悉的身影闯进了她的感情世界。他就是当时担任中共浏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浏东游击队政委的张启龙。

张启龙也是浏阳永和人,生于1900年,浏阳乙种师范毕业,1925年入团,1926年由团转党,是浏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冬至1927年初,他曾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在工作与学习上给过李贞不少帮助,而且李贞入党,他还是介绍人之一。

对于这个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领导,李贞一直十分尊敬,并逐渐由敬生爱,但出于女性的羞涩,她一直将感情藏在心底。其实,张启龙也早巳注意到了身材矮小但充满青春活力的李贞,他对这个出身贫苦、革命信念坚定的女战友很有好感,但考虑到自己比她整整大了8岁,又是领导,因而总觉得不好开口表白自己的感情。这时,一场特殊的战斗终于促成了他俩的婚姻。

1928年5月, 张启龙带着一个游击队员去湘东特委开会,途经一个叫观音塘的地方时,被反动团防局的团丁抓住了。同去的游击队员跑回来报告情况后,大家都心急如焚,李贞更是急得哭出声来。因为她想到张启龙是省城里挂了号的浏阳“十大匪徒”之一,此次被抓,如果不能及时营救,一定凶多吉少。

大家冷静下来后,开始商量营救张启龙的办法。有人主张强攻团防局,但游击队长李石雄不同意,他认为敌人在抓了个大人物之后,一定会加强防备,如果贸然强攻,不但难以取胜,搞不好反而害了张启龙。正在大家踌躇之际,李贞提出了一个方案:“我们假扮迎亲队伍,混进观音塘,然后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定可以救出张启龙。”

同志们一商量,觉得这个计策很好,因为按当地的风俗,娶亲是一种热闹而又严肃的事,一般情况下不会受到阻拦。计议一定,大家便开始分头行动。这扮新娘一事,自然是非李贞莫属了。

第二天,观音塘附近出现了一支热闹的迎亲队伍,十几个壮汉敲锣打鼓,拥着一乘花轿朝观音塘街上走来。站岗的团丁一见连忙截住,一个团丁走上前来掀起轿帘一看,发现里面果然端坐着一个花枝招展的新娘子,便真以为是哪家娶亲,挥挥手让他们过了关卡。那些团丁们作梦也不会想到,这“新娘”就是大名鼎鼎的“女匪首”李贞,而她轿里那丰盛的嫁妆下面,竟藏着十几条长短枪支。

“迎亲队伍”过卡后便径直往团防局走去,一到门口,他们突然停下。“轿夫”们迅速从花轿里取出枪支,打倒哨兵拥进大门。“新娘”李贞也麻利地跳出花轿,连头饰也顾不得取下,便提着短枪和队员们一起冲进团防局。这时,游击队长李石雄也带着另一部分游击队员从外面攻打过来,大家里应外合,很快就打跑了团防武装,从牢里救出了张启龙。

张启龙对大家全力相救十分感激,握着同志们的手连声道谢。同志们早就看出了他和李贞之间的感情,此时便开起了玩笑:“你这次得救,应该特别感谢我们的‘新娘子’李贞咧!”

“要怎么样才算特别感谢呢?”张启龙问。

有人便说:“最好的感谢就是让她做一次真正的新娘子。”

张启龙望着披红戴绿、满脸通红的李贞,迟疑了一下,终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同意,李贞同志你呢?”

李贞羞涩地低下了头……

几天后,他们在游击队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婚姻,至今仍在浏阳东乡一带传为佳话。

跳崖失子

战争中的爱情是珍贵而甜蜜的,但同时又是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因为战争中的爱侣们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长期分离,二是生育困难。对这两点,李贞有着深切的体会。结婚刚一个月,张启龙就奉命离开游击队,去地方担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县委和游击队很少一起行动,他们夫妇常常两三个月见不了面,偶尔见了面,更难得在一起生活几天。

1929年初,李贞怀孕了,这对于年近30岁的张启龙和初次怀孕的李贞,都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可是,险恶的战争环境却很快扼杀了他们这一份本来很正常的喜悦。

有一次,李贞带领的一部分游击队员在一个叫十八折的地方与敌人发生了遭遇战。他们与敌人周旋了两天两夜,终因寡不敌众而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了 5个人。而大批敌人却像蚂蚁一样蜂拥而至,将他们逼上了一个叫祖师崖的山头。

当最后一颗子弹射向敌人之后,他们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时,重重合围的敌兵步步向上紧逼,而山后又是几丈深的悬崖,无后退之路。眼看就要成为敌人的阶下囚了,李贞把心一横,对战友们说:“我们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跟我往下跳!”说完便不顾一切,率先往悬崖下跳去……

这次跳崖,5个游击队员有3个牺牲了,李贞和另一个队员正好跳到一棵大树上才幸免于难,只是昏了过去。第二天早上,当寒冷的晨风将李贞吹醒时,她只觉得肚子很痛,并有一股热流顺着两腿往下直流。她低头一看,只见整条裤子都被鲜血浸透了。原来,由于跳崖的激烈震动,她那刚刚4个月的胎儿流产了。

在战友的帮助下,孩子被草草地埋葬了。

这次流产,给李贞和张启龙带来了一次不小的打击,但他们的革命斗志没有因此而有丝毫的减弱。他们决定在革命胜利前暂时不要孩子,专心从事革命工作。不久,李贞离开游击队去地方任职,先后担任浏阳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和中共平江县委军事部长兼妇委书记等职。张启龙则调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他们成了湘鄂赣苏区一对著名的革命夫妻。

被迫离婚

1931年 7月,张启龙奉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离开湘东特委,前往湘赣苏区参加组建中共湘赣省委,任省委常委兼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贞也随之来到湘赣苏区,任省妇委主任兼军区医务学校政委。夫妻双双投入了创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然而,革命的道路总是布满坎坷与曲折。当时,湘赣苏区也和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一样,存在着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激烈斗争,而这场斗争的一个主要焦点就是如何对待肃反的问题。以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后叛变被处决)为首的“左”倾路线代表在苏区内大搞肃反扩大化,他们以反“AB团”为名,解散了省工人纠察队,不久,又将省青年突击队也解散了,并将一批年仅十几岁的青少年当作“AB团”分子关押起来。

张启龙对刘士杰的这种作法很不赞成,他及时将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并在省委书记王首道等省委大多数领导的支持下,在省委会议上对刘士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责成省总工会立即恢复工人纠察队。他还亲自审问了被刘士杰关押的几名青少年,在发现他们并无大问题后把他们全部释放了,并留下了一名作为自己的通讯员。

张启龙的上述行动,虽然有效地保住了一批革命同志,但却使心胸狭窄的刘士杰怀恨在心。1933年,由于党内“左”倾错误日益严重,刘士杰靠其极“左”言行骗取了中央的信任,被任命为湘赣省委组织部长,他和“左”倾思想严重的省保卫局长一道,继续大搞肃反扩大化,致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团省委书记李梦弼等革命者先后被错杀。

对于“一贯右倾”的张启龙,刘士杰他们自然不会放过,不久,他们就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张启龙秘密关押起来。

这是1933年秋天的事情,此时李贞正在瑞金中央苏区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学习,对此一无所知。当她结业回到湘赣苏区时,几乎被这一晴空霹雳般的消息惊呆了。她无法相信自己崇敬和热爱的张启龙竟然会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但她对神圣的“组织结论”却又不能不听。

几天后,刘士杰找李贞谈话,向她通报了张启龙的“罪行”,并要求她“正确对待,积极检举揭发”。最后,他要求李贞作出选择:要么与张启龙划清界线,马上离婚;要么离开革命队伍。

当时李贞才25岁,政治上还不很成熟,对于“左”倾错误路线还缺乏足够的分辨能力。虽然她内心深处对张启龙的“罪行”还心存疑虑,但思想上却不得不对“组织结论”表示认同。她,这个童养媳出身的苦女子,一贯把革命视为无比神圣的事情,因为是革命给了她新的生命,是革命使她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是革命使她看到了穷苦人民的光明前途。

为了革命,她可以放弃一切,包括爱情。因此,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她握起沉重的笔,在离婚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启龙为了不连累李贞,也在监狱中签了离婚书。一对革命夫妻,就这样被“左”倾错误路线生生拆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