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五虎上将 追寻高岗集团“五虎上将”的沉浮
在“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1954年,“五虎上将”就是“高岗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的另一种说法。
1954年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撤销“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的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的一切党内职务。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建议,并于同年5月4日向省级以上党组织公布。
从此,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的张明远,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郭峰,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的马洪,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赵德尊,被撤销了一切党内职务。
然而,二十几年后,伴随着共和国的年轮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年的“五虎上将”又重新焕发了“虎威”,全都被任命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追寻着张、张、赵、马、郭的足迹,粗线条地勾画出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
(1)张秀山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虽然被称为“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但实际上只有被称为“五虎上将”之首的张秀山一人是扛枪打仗的出身。
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是高岗的陕北老乡,与高岗的关系也最久远。张秀山虽然比高岗小六岁,但二人的经历却很相像。他于1911年7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佳县桃柳沟村一个农民家庭,也是到榆林中学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再受党组织委派,到军阀部队去搞兵运。
1930年高岗到军阀苏雨生部组织学兵队时,张秀山曾任这支学兵队的小队长,所以张秀山可谓高岗的老部下。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张秀山先后担任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步兵连连长、骑兵连指导员、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耀西游击队政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书记等职务。
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曾经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肺部却又在乡村兽医的土法治疗下奇迹般的生还。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和高岗一道,又从“左”倾肃反的刀下捡回了一条性命,并先后担任了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神府红军独立师政委、中共神府特委书记、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务主任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新组建的东北支队出陕西,过山西,10月末顺利抵达承德,11月2日进入沈阳。但张秀山并没有随同东北支队一道进军沈阳,而是奉命留在承德组建热河纵队,不久又奉命来到北满,任中共松江省工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仍然在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的麾下工作。
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辽宁省和辽南省合并,组成新的辽宁省,并任命张秀山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张秀山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东北局党校校长。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他三次入朝,亲临前线,解决志愿军所需的物资装备问题。
1952年8月,张秀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
作为高岗的老部下,被撤职批判的张秀山于1954年12月下放到辽宁省盘山机械农场,任第一副场长,分管计划、财务、供销工作。几乎在一夜间,昔日的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便成了农场的副厂长,这对年仅43岁的张秀山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毫无准备。
但他也只好迎着刺骨寒风,携妻带子,搀扶着年迈的老母,来到了当时号称“南大荒”的盘锦,并且尽职尽责地当起了农场副场长,而且一干就是四年,一直到1958年才由组织上调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昔日的“高岗黑干将”自然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殴打后,张秀山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秀山才于1979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知青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恢复了其行政四级的级别。
张秀山从东北局副书记直落到农场副场长,再由农场的劳改对象直升为国家农委副主任,这25年间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虽不用细说,人们也尽可以从张秀山饱经沧桑的面庞上读懂。这位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九死一生、在黑土地的征战中功勋卓著的陕北硬汉,1954年被下放到盘山农场时年仅43岁,正值年富力强的金色年华,但当他能够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为人民承担重要职责时,已经是68岁的老人。
不过,岁月的磨难并没有使张秀山丧失革命意志和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他在以拼命工作弥补流失的岁月的同时,也向中央领导同志谈了自己对1954年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对自己处分决定的不同看法,并向党中央写了申诉报告。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张秀山的申诉没有得到答复,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就影响党交给的工作,而是以更加勤奋的工作来抢回失去的时光。他为了“三北”防护林工程的顺利实施,多次率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黄河河套等地调查研究,召开现场会议。
他在领导农垦工作中,亲赴海南、云南、四川、福建、江苏、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十几个省区,深入农场、农村解决实际问题,为新时期农业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秀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2)张明远
张明远1906年11月23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前独树村一个中农家庭。1918年9月,12岁的张明远考取了玉田县师范讲习所。在讲习所学习两年毕业后,张明远务过农,当过店员,教过书,进一步了解了社会的黑暗和逐步明确了人生的方向。他先于1925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张明远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来到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9月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党组织派张明远回到玉田县开展农民运动和发展党的组织。张明远在玉田县建立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成立农会,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武装。
1927年10月,他任总指挥,组织领导了玉田及附近四县的农民武装暴动,创建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树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面武装斗争的红旗。1928年后,张明远历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天津一区区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中共北岳区、冀热察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冀热辽区党委代理书记等职务。
解放战争期间,张明远担任了中共冀热辽分局常委、冀东区战勤司令部司令员等重要职务。1949年2月,张明远离开冀东来到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秘书长兼组织部第一副部长。1950年8月,升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明远又担任了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和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政委。他曾三次赴朝鲜前线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为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后,东北局的工作中心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张明远的主要精力也转到了经济建设方面。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重要领导成员。
然而,由于张明远工作能力强,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作为东北局副书记,他与高岗又必然要有较多的接触,所以,在1954年“高饶事件”中,张明远成了“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于1955年1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办公厅副主任。
张明远虽然没有像张秀山那样被下放到农场,但从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的高位到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落差仍然十分巨大,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郁闷。虽然对处分“一直想不通”,但作为一名长期为革命事业努力奋斗的老共产党员,张明远并没有从此消沉,而是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明远于1979年被调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工作,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虽然流逝的时光无法弥补,但张明远还是尽自己的全力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他经常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后总是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对策。
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因病逝世,享年86岁。
(3)赵德尊
赵德尊是“五虎上将”中唯一的健在者。他1913年出生于奉天省冷子堡(现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在他未满周岁时,当教书先生的父亲就病逝了。但刚毅的母亲吃糠咽菜,坚持让失去爸爸的赵德尊读书,所以赵德尊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来到沈阳读初中、高中,并于1933年进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1935年,尚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赵德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先后担任了中共清华大学“左联”支部书记、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共北平市委学委秘书。1936年6月,赵德尊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抗战全面爆发后,赵德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冀西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西游击队党总支书记、中共晋冀特委组织部长、中共晋中地委副书记等职务。1943年9月,他作为中共七大代表,来到延安党校一部学习,并于1945年在延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了张秀山任政委的赴东北干部团,先到沈阳,后到北满,参加北满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6年7月,他率东北局代表团参加了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
1950年3月,赵德尊被任命为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1953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不过,一路升迁的赵德尊仅仅当了半年的秘书长,就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成了被批斗的靶子,当时的痛苦之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有过叙述:
那时的我,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主要是今后,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管什么遭遇,更当积极处之,永远、永远!
赵德尊是1954年10月到东北制药厂的,而且在东北制药厂一干就是11年,一直到1965年8月被化工部调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年的“五虎上将”自然成了被重点批斗的对象,赵德尊几次在批斗中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并于1970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德尊先是于1978年10月回沈阳化工研究院任党委书记,后于1979年2月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同年12月任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并于1983年4月再次当选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一直到1985年9月离职休养。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95岁高龄的赵德尊,缴纳了2万元特殊党费支援灾区。
(4)马洪
马洪是“五虎上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五虎上将”中后来非常活跃的一位。1933年,年仅13岁的马洪读完高小后,因家境艰难,无力上中学,在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当上了小学教员。1936年,马洪来到了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局,开始了他的铁路工人生涯。
当时我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在蓬勃兴起,马洪也于当年参加了牺盟会,并于1937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党组织派马洪到延安汇报同蒲铁路职工斗争情况,后入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2月又被选送到延安马列学院二班学习。
由于勤奋好学,这位18岁的铁路工人入学不久就在班级支部改选中被选为支部书记。1939年春的一天,毛泽东来马列学院作《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报告前,毛泽东先来到了马洪所在的二班,与马洪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唠了起来。
毛主席为马洪提笔写下了“看报有益”和“读书是好的,毛泽东”几个字。当马洪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后,毛泽东第三次提起笔,写下了“工作着是美好的”。毛泽东的教诲给马洪以巨大的鼓励,1939年夏天,马洪被马列学院评选为“延安模范青年”,接受了毛泽东主席亲自颁发的奖章。
1940年冬,马洪被调到《共产党人》杂志做编辑工作,后又回到马列学院任学习秘书。解放战争时期,马洪历任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等职务,并撰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
1947年冬高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到冀察热辽视察工作时,发现了马洪的才干,回哈尔滨后,就于1948年6月将马洪调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等重要职务,成为高岗的重要助手。高岗进京后,马洪随同前往,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同时还兼任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
铁路工人出身的马洪虽然成长为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但由于他的成长离不开高岗的信任与提拔,所以最终成了“五虎上将”中的一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1954年10月,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副经理,主管财务和材料工作。1955年1月,又被调到北京第一建筑公司任副经理。
虽然由国家计委的高官直落到建筑工地,马洪与“五虎上将”的其他人一样,内心苦闷,痛苦忧伤。但一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个工人,掌握的知识也都是来源于实践,干脆就从头做起,再到实践这个大课堂去学习吧。于是,马洪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努力学习,很快就熟悉了建筑行业的特点,成为管理方面的行家。他还针对当时建筑设计中的某些复古主义倾向,写了题为《反对华而不实》的批评文章。
马洪的理论才干并没有随着职务的下降而被人们遗忘。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以该室负责人的名义从事调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马洪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一干就是十年,他不但参加了《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而且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出版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等学术著作和一系列论文。
1965年,马洪调到化工部第一设计院任副院长,1970年夏,又调任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副院长,还担任了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工项目——30万吨乙烯工程的副总指挥。
1978年5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85年,马洪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与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为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93年5月,因年事已高,马洪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人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看到他的精彩文章。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5)郭峰
郭峰排在“五虎上将”的最后一位,但他又是在目前出版的有关高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说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就是存在“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
郭峰是1952年6月从中共辽西省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的。1953年4月张秀山辞去了兼任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后,郭峰接任了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与郭峰交谈时,郭峰表示自己不熟悉全国的情况,更愿意在东北局继续工作。但饶漱石说这是中央的决定,郭峰也只好表示服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郭峰只担任了一年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即因“高饶事件”的出现而被撤销了党内职务。所以,虽然饶漱石已经与郭锋谈了话,郭峰也已经准备交代工作,并且还派人去北京联系住房,但他并没有来得及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的工作。
郭峰1915年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西刘家屯。1923年8岁时,入德惠县窑门两级小学读书,1928年来到长春私立自强学校学习,1931年2月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8月又考取了吉林大学预科。自幼就聪颖好学的郭峰时年只有16岁,读书入仕的美好前程就在眼前。
然而,就在他等待开学后进入吉林大学预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破梦难圆,郭峰只好回到农村家中。第二年春,一心想上学读书的郭锋又考入了著名的吉林省立第一中学。
1933年5月6日,郭峰在吉林东便门一带散发革命传单时被日伪当局逮捕,经保释出狱后潜赴北平,入北平知行学校读书。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郭峰积极参加,又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逮捕名单,只好又一次离开学校,于1936年5月到北平西区区委做团的工作。
1936年8月,郭峰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高翔”,来到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后又在东北军五十三军第一一九师师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7年3月东北军五十三军工委成立后,他为工委领导成员之一,负责下层士兵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五十三军工委撤销,郭峰于10月来到我党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后参加了冀西游击队,并担任了冀西第四游击大队指导员。
抗战时期,郭峰先后担任了冀西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等职,奋战在太行山下。抗战胜利后,郭峰先后担任中共西满分局委员、吉黑纵队副政治委员、吉江地区行署主任、辽吉军区副政委等职务。1949年5月,辽北、辽西两省合并组成新的辽西省委,年仅34岁的郭峰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党在东北地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东北全境解放后,年轻有为的辽西省委书记开始逐步得到了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重用,于1952年7月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成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也成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的重点审查对象。
虽然郭峰在努力地检讨自己和高岗的关系,但他同样未能避免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命运,并且是当年的“五虎上将”中第一个被下放到基层工作的。他于1954年9月上旬来到了位于大连地区的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任分管计划、财务、劳动工资、基建、技术检查工作的第一副厂长。
一名即将上任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突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下放到工厂任副厂长,内心的痛楚已经无须赘述。但郭峰并没有从此消沉,一蹶不振,而是不计个人得失,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正确对待自己。他来到五金厂后,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努力钻研业务,积极勤奋地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很快就成为一名企业管理的内行,在企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59年初,在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表现尚好的郭峰被调到大连市计委工作,1962年7月,又被调到辽宁省财贸办公室,任副主任,主抓业务工作。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郭峰于1967年再度被打倒,并被扣上了四顶帽子,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后,郭峰又于1968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郭峰重新得到了党组织的安排和重用。先是于1977年被调回辽宁省财贸办复任副主任,后于197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又于1980年11月担任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重要职务。
虽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转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岗位上,期间已经过去了26年,当年34岁的辽西省委书记已经是65岁的老人。1985年,郭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本文摘自《高岗传》,戴茂林、赵小光著,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定价: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