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李开芳 太平天国时期:李开芳守高唐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为夺取全国政权,又作出了出师北伐的决定。5月,洪秀全、杨秀清派林凤祥、李开芳为主将,率军2万,先后转战江苏、河南、山西、直隶数省后,到10月间攻到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陷入困境,不得不于次年3月南撤至阜城,又于5月退据东光等待援军。
1854年2月4日,太平天国派出了以曾立昌、陈士保、许宗扬等为统率的援军,由安庆向北进发,至4月12日一举攻破鲁西北重镇临清。嗣以援军独守空城,军需匮乏,战略上失去主动,军事上也趋于劣势。此后援军散为多股,各自为战,且战且走,其大股于5月3日退据江苏丰县时,队伍只剩二三千人。5月6日,援军残部从丰县突围,到达黄河北岸支河处,因河水陡涨,清军追及,援军将士大半壮烈牺牲。
北伐援军在山东的惨败,使急切待援的北伐太平军陷入了困境。在久盼援军不至的情况下,北伐军于5月5日“并力夺围”,直奔连镇。当清王牌军僧格林沁率2000名清兵追至时,北伐太平军“建立木栅,掘深壕,连附近各庄全行占踞(据)”,扎营以抗官兵,双方再度出现相持局面。
不久,清将胜保、善禄亦“自曹县移得胜之兵”赴连镇助剿北伐军。由于清军封锁消息,北伐军5月中旬方获悉天京方面派来援军的消息。
早已有意“另择一处,可以牵制官兵”,以“作声援之势”的李开芳,一面派人四处侦探,“探得东南上一路空虚,可以偷出”,并得知“离连镇三百余里,有高唐州,空虚可夺”(《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66页),一面又与林凤祥相商,派队南下迎接援军,最后决定由李开芳督带一千马队,前往与援军会合,遂“在营中挑选健卒,名曰‘先锋’。
凡能跃一丈宽沟、能抛丈二高火球、能于马道旁并马跑出马道者,即为合式”。经筛选,得630余人。
复“挑壮马千匹”,交李开芳统带(《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43页)。在林凤祥所部太平军掩护下,李开芳便于5月28日一早率精锐骑兵从清军防守薄弱的正东营盘“纵马闯过”,然后直奔东南而去。
天明后,清军始发现北伐军一部已突围南下,遂由胜保率马队两千寻迹追赶。李开芳率北伐军走宁津大路,过吴桥柘园镇,绕德州城南,赶赴恩县。继胜保之后,贝子德勒克色楞亦带蒙古马队跟踪而来。
这时,驻防德州的山东巡抚崇恩一面派协领久禄“由德州东南一路追剿”,一面又派候补参将定顺、游击文英等率部“在恩县一带择要设伏”,企图夹击太平军(《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291页)。
5月29日,太平军进入恩县境,定顺、文英均不敢阻拦,听任太平军南下。太平军由平原曲陆店渡马颊河南行,一举攻破恩县城。因清军尾追于后,太平军亦不作停留,而是“穿城而过”,继续南下。
至下午,便兵临高唐州城下。一昼夜间,太平军人不离鞍,马不停蹄,急行军300余里,“所至地方,问人寻路,遇官兵就杀”(《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67页)。
这时,高唐州城内一片混乱。州牧魏文翰匆忙“集弁绅,议守御”,由守备纪琳、千总刘万化、团绅林杜维屏等分守东、南、西三门(高唐州无北门)。李开芳侦知“高唐州兵勇无多”,即率太平军分别攻打东门和南门,纪琳、刘万化抵挡不住,“弃城走”,兵勇亦随之出西门逃散。李开芳“带兵追入,占了城池”。知州魏文翰见大势已去,投驿井死(同上书,第166页)。
直到傍晚,胜保才带马队赶到。这时,太平军已尽得城中粮草、火药、器械,据城拒守。胜保企图用马队“夺占关厢”,太平军登圩反击,很快将其击退,使其只好“兜围”待援。
清廷以“胜保进剿之兵,并无步队,亦无炮位”,遂令僧格林沁从连镇“迅拨步队精兵千名”,设法携带大炮,星夜赶赴高唐;同时又一面飞饬绥远将军善禄统带马步清军“驰往胜保军营会剿”,一面谕令崇恩就近调拨地方兵勇星速前往助剿(《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292页)。
这样,在五六日间,不仅德勒克色楞所部蒙古马队赶到高唐,清将培成、那敷德之马队随后亦到,而且从连镇所调善禄等部步勇及地方各种兵勇(如正定镇、固原镇、等标、营)亦先后赶到,“兵勇陆续调集,数逾二万”。
而此时太平军“守御已固矣”。
至是,北伐太平军分两个战场与清军作战:北战场,由林凤祥率北伐军主力仍据连镇,僧格林沁围之;南战场,“李开芳在高唐,胜保围之”(《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212—221页)。
李开芳所部太平军,是北伐军的精华所在,“皆百战精锐”,富有战守经验。况且高唐州“城内旧为存储军火之所”,加上“地本产硝,淋硝制药之具,城中俱备”,太平军遂无军火之忧;同时,“城内守御之具色色都全”,粮草也很充裕(《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643—644页)。
这就为太平军“据城拒守”提供了方便。
占领州城后,太平军“缘城复立木栅,悉用土壅”。此后面对围攻的清军,太平军将士凭“居高临下之势,随方抵御”。由于“在城上以暗击明”,尤能“一可当百”。
清军施放枪炮,太平军则“以城为避”,而清军“每次伤亡或数十人,或百余人”,“死伤接踵”。
此外,太平军还在城外挖掘深壕三道,于城根开暗门通入壕内,又于第一壕开洞,通至第二壕、第三壕。“壕内伏贼匪十余名,官军枪炮皆不能击。兵勇逾沟,贼即用矛上戳,或用小枪轰击,鲜有脱者”。
城门随关随闭,官军只能远远望见而不敢向前,胜保只好每晚派马步队站岗,防备太平军夜逃;但太平军伺官军疲乏,便“绕至马队后,抛掷火弹,马队惊逸,每为所戳”;步队稍不留意,太平军就已至近前,使之猝不及防,而为太平军刺中。
于是在以后数日中,“五日兵勇不为所害,大半月黑夜尤甚”,清军皆视为畏途(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51—152页)。
鉴于兵力单薄,太平军一开始尚未与清军硬拼,而是“在城固守不战,每于风雨昏夜间出城偷营”(《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646页)。6月1日,官军四面环布,太平军匿而不出,使官军无可交战。6月3—4日,胜保又组织清军向太平军进行大规模进攻。
当时,胜保亲自督饬兵勇直攻东关,德勒克色楞率部进攻南关,培成、那敷德部进攻西关,三路并进。太平军经顽强抵抗后,退保州城,城外所筑木栅被清军全部焚烧(《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293—1294页)。
至6月10日,胜保等复督率清军分队进攻,又被太平军将士击退,清军“兵勇阵亡受伤者九十余名”。从此,清军一度被迫停止进攻,一面“赶造攻具”,一面“催调兵勇炮位”,以便向城内太平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此后,胜保一面咨调“吉林马队五百名及武城、永固炮位”与济宁州练勇来高唐“助剿”,一面“奏请拨款接济军饷”,同时更派人制造出吕公车,作为攻城器械。
但胜保所造吕公车“又因雨水不能得力”,故在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面前并未起作用。胜保只得“又拟铸造大炮”(同上书,第1297、1300页)。从6月17日至6月下旬,太平军仍十分活跃,“每次潜出数百人”,连日“乘夜扑扰”,攻击清军,清军战死多人。
其中6月20日一战,仅正定镇标官兵即被打死赵连仲等5人(《正定县志》,民国三十年重排本,卷40,第11页)。
6月下旬至7月中旬,清军又屡次进攻,以“连日阴雨,枪箭均不得力”,而“环城积水甚深”,每次进攻仍多有伤亡(《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296—1297页)。
一次,山东巡抚崇恩饬济宁州知州黄良楷“督率济勇,趁风雨之夕,树梯登城”,但很快为太平军发觉,“执上城者毙之,后遂无敢复登者”(《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215页)。
7月19日,太平军曾乘风雨夜间出城偷营,为官兵侦知,“各勇夜间枕枪而卧”,直至天明。太平军见无法得手,方动身回城。
次日,清军“新到川勇八百余名,以为可以破城”,胜保便“传令不准放枪,亦不准响动,令各勇川勇扒城”,企图偷袭太平军,一举破城,不料却很快为太平军察觉。
太平军“枪炮齐施”,结果川勇“死亡受伤百二十余人,各勇亦多损折”,胜保被迫传令即时收队(《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646—647页)。这一切使胜保不由得哀叹说:“于攻克城池,仍丝毫无把握”(《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297页)。
7月25日,太平军又乘胜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偷袭战。太平军每扑一处,清军“马队总被冲散,兵勇总有伤亡,甚至大营之后,亦被任意冲扑”,官兵显得毫无准备。先是,太平军由高唐城南出击,将吉林马队冲散;继而又由城南绕至城西南袭击清军,兵勇多有伤亡;最后复绕至胜保军营后,不仅冲垮胜保马队,而且将胜保营帐房全行挑烂。
官军因此惶惶不可终日。此后,太平军又“屡出扑扰”,清军时有伤亡(同上书,第1299—1300页)。
但在8月10—12数日,太平军却“坚匿不出,声息全无”,清军也未敢轻举妄动,依旧防守。至8月中下旬间,官军陆续组织了几次进攻,以“炎暑大雨,不利军行,高唐城外积潦甚深,攻具难施”,兵力又“不敷分拨”,因而“均未得手”。
清廷一怒之下,降旨拔去胜保花翎,“以示薄惩”。
8月20日,“胜保等督率兵勇攻扑高唐”,在西北城角,用火箭燃烧太平军帐房五六架,又开炮击倒太平军望楼并延烧帐房,太平军将士被“烧毙、压毙甚多”;与此同时,“其城南一面,德勒克色楞亦亲督各勇,逼近城关”,烧毁太平军所守城楼。
所幸太平军“先有准备”,奋勇抵抗,终将官兵一一击退(同上书,第1301—1303页)。
8月下旬至9月中旬1个月间,胜保屡次挑战,太平军仍“坚匿不出”。胜保遂将军营向城边移扎,筑起炮台,同时在正北、西北连筑三营,并用大炮向城内太平军轰击。其中,在9月7日的战斗中,太平军曾打死清军龙固营把总吴世荣等人。
至9月22日,清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二丈”,以“重壕隔之”,太平军遂“于缺城两旁列枪不发,兵过壕时,点准放枪”,使清军不能攻入。
稍后,北伐太平军虽“不能修城,但于坍墙两旁塞土袋树枝,以为拒守”(《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656、650页)。9月25日,清军“再合队进攻”,但在太平军英勇反击下,清军仍未能得手。
9月27日,清廷以围剿已达4个月,“仍未能如期收复”,将胜保革职,“仍著督率将弁,迅图克复”。
其后,胜保连日进攻,双方“小有接仗”,太平军坚决反击,使清军“毙贼无多”,却“复有伤亡,未能得手”。10月中旬,胜保又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太平军拚死抵抗,伤亡百数十名,亦给官兵以重大杀伤(《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305—1309页)。
10月26日,清军在高唐城东北集结重兵攻城,同时在东南、西南、正西三面组织进攻。攻击城东北角的清军,“轰开城垣五丈有余”,“上城兵勇已有四五十名”,“带伤各官屡伤不退”,但最终仍为太平军击溃。
其他三面清军“仅止拔栅树梯”,因太平军把守甚严,亦“无路可上”,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同上书,第1309—1310页)。
28日,胜保“选奋勇兵勇,头顶木桌,身带火药数斤,挨至城下,共挖一窟,将火药安放其中,约二三千斤,传令城摧后,各营贾勇而登”。火药爆炸后,炸开城墙数丈,“兵勇直上,冀可得手”,“忽起大风一阵,向兵勇之面扑来,不能张目”。
等风稍息,太平军已有准备,他们在豁口处埋伏多人,“用矛横刺,炮石如雨,不转瞬间,而城缺处已树木栅,不能进逼。
兵勇将弁,受伤者七百余人”,最后不得不撤队回营(《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52—153页)。官兵轰塌城墙数丈后,视此处为“进攻之路”。
太平军虽未能及时将缺口堵住,但亦视此为“并力专注之处”,“拒守益力”。因此,11月2日、8日,胜保虽又相继组织了两次进攻,但在太平军英勇抵抗下,参与进攻的官兵“辄中暗伤”。
13日,胜保“亲督兵勇”,改由城西南方攻击,“因地势平衍”,太平军又“挖壕列栅”,因此,官兵进攻又告失败,不得不仍在东北面进攻(《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310—1311页)。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间,胜保以兵单不敷调拨,一再奏请增援。11月29日,清廷以“高唐需兵甚急”,又从连镇调拨精兵2000人交副将保衡统带,“克日兼程驰赴高唐,听候胜保调遣”。与此同时,清廷还下令其他地方抽调兵力,陆续开赴高唐军营。
但当时胜保以自己患病、调兵未到、兵力过劳为由,在很长时间内未敢出队打仗,而仅“挑拨兵勇五千,令其严加防守”。12月中、下旬间,因援军陆续赶到高唐,清军遂又屡屡发起进攻,与太平军连日接仗,同时制定了“明挖地道,安用地雷,合围攻剿”的攻城策略。
其间,太平军亦组织过有效的反击,并“乘夜扑营,拉开树栅,抛掷火弹”,烧毁清军炮营帐房。12月16日、17日,太平军又“屡次出扑”,伺机突围。
1855年1月上旬,胜保侦知太平军西、南两门防守松懈,遂出其不意发动攻击,诱杀太平军20余人。1月中下旬,胜保复“拟日内挑选兵勇,乘夜进攻”,最后也被太平军击退。在此期间,官兵虽围攻甚紧,但太平军仍“未关闭城门,任意出入,兵勇无人过问,每于数十里外,掠抢村庄,劫取粮食”。
2月上、中旬,官兵“攻城数次未下”。此间,胜保“连日督带兵勇,进攻西、南两门”,一度直抵城壕,太平军“一味死拒”,使清军“势难力攻”。
此后,太平军复在城头死守,官兵再三诱之不出,只得另作他图(同上书,第1315—1317页)。
3月5日,胜保又欲令济宁知州黄良楷率其济勇、单勇数百人再次向太平军挑战。当黄良楷在营帐吃饭之际,太平军突然驰出。被誉为“奋勇智谋之士”的黄良楷惊惶失措,“并勇狂奔”,太平军焚营帐,将其逃跑时所落顶帽取回,钉于城上以辱之(《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57页)。
3月7日一早,胜保督夫新挖地道已成,以为可轰塌圩墙而入,“遂用火药二万斤,以巨篓分载运入,又用棉布缝为药信长袋数百尺,外裹油纸,派定(顺)守备带领夫役运入窟中,逐节安放”。官军方面人来人往,太平军早已知觉,但度其“地道尚未过壕”,故“知其无成,是以静待”。
当时,由于地道内漆黑崎岖,夫役弁兵只能“各携手灯蛇行匍匐,不料地风忽起,将灯吹灭,夫役倾跌,灯芯碰至药筐,一时并著,数十百人登时灰烬”。
守在洞口指挥的定顺受重伤而死,连胜保“亦被伤”。当火起之时,太平军“开城而出,乘势扑杀”,清军“兵士、委员各逃生路”。
逃跑中的天津知府崇厚也差点被半空落下来的火篓打死。官军“践踏烧死者,又数百人”。正定及吉林马队及时来救,太平军见冲围无望,遂又退回城守。事后,太平军曾“锣鼓并作”,嘲弄官兵的愚笨。而清廷闻报又不免恼火,对胜保再次严旨切责(同上书,第156—157页)。
先是2月19日,僧格林沁攻下西连镇,太平军在林凤祥带领下退守东连镇。3月7日,僧格林沁又攻东连镇,林凤祥被俘,不久就义。因连镇攻克,清廷便“寄谕僧格林沁,命其带兵驰往高唐督办军务”,并“著僧格林沁至高唐后,将防剿事务布置妥协,即传旨将胜保拿问,派员押解来京”。
3月9日,僧格林沁选带精锐兵勇8000名南下,于11日移营高唐,将胜保拿问解京。不久,僧格林沁又“命炮队车来,开放五炮,毁去高唐州城约宽十丈”(《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第50页),给太平军造成很大威胁。
春节前后,高唐城内太平军粮草已发生危机。据史料记载:太平军进据高唐之始,因粮草尚多,还不怕官军围困;继而,太平军粮草渐少时,除当地民众送往外,还能通过地道至城外征粮。1854年8月以后,胜保围困愈来愈严,太平军开始出现“城外接济已断”,“城内粮食渐乏”的状况(《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213页)。
11月前后,太平军尚能“每晚至附近村庄掠粮”,以聊作接济。
至春节前后,太平军粮草将尽,遂再次作出携带火药,乘夜突围的计划,并积极准备付诸实施(《清实录山东史料选》,第1311、1315、1317页)。及僧格林沁接办高唐军务后,“带着兵勇围攻愈紧”,城中粮草愈加匮乏,使李开芳预感到高唐恐不能久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68页)。
尤其是获悉连镇太平军覆灭的消息后,既感南来援军无望,更加上“饷道亦竭”,李开芳于是计划突围,以利南返。
3月17日夜,李开芳率其部众300余人,“尽弃马匹辎重”,全部步行,从高唐东门夺围而出,“杀营兵百余人”后,便直奔东南而去,从而结束了太平天国北伐史上著名的高唐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