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为什么杀宋教仁 宋教仁被刺杀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1912年3月20日晚十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来到沪宁火车站准备北上。当他们快走到检票处时,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说时迟、那时快,只听“砰”地一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等同伴们找来汽车送他去医院时,血已经流了一地。经医生检查,宋教仁是背后中枪,子弹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更可怕的是,这颗子弹上竟然有毒!毫无疑问,这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于死地。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围侍下,宋教仁终于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32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框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谁是杀害宋教仁的幕后元凶?第一个怀疑对象当然非袁世凯莫属,因为他有太多理由要杀宋教仁。袁世凯曾经很欣赏宋教仁,并试图将他拉进自己的队伍中。据说,宋教仁回湖南省亲时,袁世凯曾赠予其50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让宋随意支用,可后者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其他一概未动。
宋教仁身上西服早已敝旧,袁世凯亲自为其订做新装,连尺码都量得非常准确,足见其用心良苦。可惜的是,在袁世凯的亲善与拉拢下,宋教仁却是如此“不识抬举”。
他在各地演说中毫不忌讳地攻击袁世凯政府并言动一时,由此引起老袁的恼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宋教仁即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袁世凯怎能不萌生杀意?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临终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向其报告被刺经过后说:“窃思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
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期望殷殷,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而袁世凯得知宋教仁被刺消息后,也是十分惊诧。其随即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缉拿凶犯,按法严办,以维国纪。宋教仁身亡的凶讯传来后,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称:“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
……民国新建,人才难得,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
凡我国民,同深怆恻。”就当时而言,还不能认定袁大总统就是幕后凶手。道理很简单,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将宋教仁刺死,袁世凯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若按他通常的办事手段,恐怕不至于出此下策。由此,国民党人虽然心中怀疑,但至少表面上没有表露出来。
此外,革命党人陈其美在宋案中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所部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也许冥冥中只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后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而这次的主使人不是别人,正是辛亥年所收部下、同为帮会人物的张宗昌。
最不可思议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是历史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宋教仁被刺杀的幕后元凶,随后他又杀了武士英、杀了应桂馨、杀了赵秉钧,临死前的那个月还派人刺杀了陈其美。
倘若洪述祖早一点被抓被杀,估计也得算在袁世凯的头上。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地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但如《论语》中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认定袁世凯是杀人元凶,只因为袁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所以历史便可以不顾证据的鉴别与细节的推敲,只管将屎盆子一股脑儿扣在袁世凯的头上,这又是何等荒唐可笑与不负责任。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于民初秘闻多有了解的张一麟曾对宋案有过一评语,曰:“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这段话简短有力,或许是离“宋案”最近的真相了。作为宋教仁的好友,于右任为雕像撰写的铭文可谓惨烈沉痛。但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一案仍旧是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