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故居:给铁腕军阀的人生画上句号

提及吴佩孚的个性,认识他的人都说此人有点儿孤僻。吴佩孚的不合群由来已久。1920年到1924年间,他在洛阳第三师的司令部前修了一座亭台,请康有为题匾,名为广寒宫。这段时间正是他军旅生涯的鼎盛时期,也是他官场仕途中最顺利的阶段。洛阳的吴府高朋满座,谈笑鸿儒,但吴佩孚却躲进广寒宫里挥毫吟诗,懒得交际应酬。

人生得意的时候尚且如此,更何况败走南阳,亡命巴蜀之后。花甲之年的吴佩孚拍电报给张作霖说是要北上养老,进京之后吴佩孚真的信守了解甲归田的诺言,不仅没有重新出山,还办了一个“正一堂”来弘扬佛法。事情总是这样,“树欲静而风不止”,1933年到1939年,吴公馆从来未得清静,北洋旧部,侵华日军纷至沓来,吴佩孚也不得不随时面对选择———是坚持还是放弃。

试想一位孤僻的六旬老人想要终老北京,应该远离闹市,远离政敌。谁想到偌大的一个北京城竟然找不到一个清静的所在,吴佩孚在京的寓所,东城什锦花园明明是军政要人的聚居地,一块充满明争暗斗的是非之地。西北方向是府学胡同的段祺瑞府,西南方向是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后,朱启钤、章士钊等人也都在附近留下过痕迹。

之所以吴佩孚会住在这并非清静的东四地区,据说是出于如下的考虑:在北京,想找一处能装下随行的八大处编制,又能尽显老帅风采的府邸并不容易。

从明朝开始,东四一带就是达官贵人的首选,藏在胡同里的大宅门不仅空间足够,住在东四,本身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当政治需要、门面需要、住宅需要“交集”在东四,也就是说东四地区几美合一、职能多样,吴佩孚选择什锦花园胡同就成了必然。

上溯几百年,东四都是京城的职能中心,其实北京的城市职能中心始终没能脱离城市地理中心。以紫禁城为圆心,环环相套,从皇宫到王府衙门、到官宅、到百姓、到市场,离心越远影响力就越小。这种城市职能的集中,让北京人不由自主地受了“向心力”的影响,把地理和身份联系起来,认为靠近皇城就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手边恰好有一份1936年的北京地图,图中的特别政府、市政府、各部委,官宅都围绕在皇城周围。国民政府时期,紫禁城已经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可传统的城市格局却并没什么新突破,大量涌入的新的职能机构像洋行、医院等等也来城内见缝插针。北京的“向心力”并没有随着皇权的结束而消失,甚至波及到了外国人,他们看出靠近城市中心不仅意味着身份,跟顾客多少、赚钱多少也有关系。

到解放初为止,几百年来,北京城区的人口一直维持在一百多万,可如今,一百多万翻了十倍,北京城已经严重超载,可许多居民宁愿放弃广大天地,坚守市中心。“向心力”成了城市发展的阻碍。对这些居民来说,“向心力”与其说是一种心理因素,不如说早就物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

尽管城市不断膨胀,但政府机构、商业区、学校仍然集中在城市中心,没有扩散。是不是住在城市中心,和身份地位关系不大,但可以免去上下班奔波,可以买卖方便,享受繁华带来的诸多便利。

据闻,在新的市政规划里,将来的北京应该分成不同的功能区,有很多个中心,因此北京人仍然“向心”,但不是同一个中心。一个层层嵌套的圈,终于能分散开来了。

■ 地理发现

什锦花园23号———解甲未能归田的末路悲歌

阳光照暖了南吉祥胡同的每一座院门,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口,他们所讲的陈年旧事远得可以上溯到六七十年前,其中竟也能寻到吴佩孚的影子。据一位姓张的老人回忆,1940年,也就是北京的日统时期内,不远处的什锦花园胡同有一次风光大葬。当年,她的老伴也就十来岁,和街坊的几个孩子一起帮着出殡的队伍打白旗。纸扎的金童玉女、香车宝马付之一炬,深居简出的“孚威将军”被抬出了吴公馆,停灵在拈花寺里。

经过了直奉战争和北伐的双重打击后,吴佩孚失了千军万马,1933年春天到达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时,随行的只剩下了几百名卫兵。有史料记载,那天,在京的直系旧部们早早就在火车站翘首以盼,希望吴佩孚“老骥伏枥”能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重振旗鼓。吴佩孚的专车就这样满载希望地驶入什锦花园胡同,驶进堂皇的吴公馆。

只剩下空壳的“军舰”

当年,吴公馆的正门开在院墙东边,如今门被砖封起来,过道被改建成配电室,只有门楼瓦上的雕刻仍保存完好,精致得有些繁琐。记者顺着院墙向西来到了吴公馆现在的大门,门前挂着东城区人事局的牌子,院子中间立着一座白色办公楼,被正午的太阳照着,有点儿晃眼。在这片钢筋水泥下不知能否找到当年的老地基,这里应该是吴公馆主体建筑的所在地。据什锦花园的老住户回忆,文革以前,院里还保留着当年吴佩孚住过的二层小楼。

失意在北京的吴佩孚,财政方面全靠旧友故交来援助,据说是过得有些拮据,但气派不减当年,仍然维持着“八大处”的体制。也就是说,什锦花园胡同23号里曾经设有“军备处”、“总务处”、“副官处”等办公室,吴佩孚坐镇在二层小楼上,这“八大处”排兵布阵一样守护在他周围,再加上驻扎在不远处的几百名卫兵,这座花园般的公馆就如同停泊在京城里的一艘军舰,可攻可守。

走进23号的大门,巍巍一座吴公馆留下的只有前院一排倒座房和东西两个小跨院,当年铜墙铁壁的“军舰”只剩下空壳和两个小船舱了。

西跨院:报纸见证的改造

西跨院留着正房和倒座,院子中间搭了车棚,棚下挤挤插插停了几十辆自行车。据午休时仍在正房里伏案工作的徐先生介绍,解放后,吴公馆成了运输研究所,到了文革期间部委合并,23号院的办公人员猛增,不得不拆了前院的二层小楼,盖了今天的办公楼。

2000年前后,运输研究所搬走了,院子租给了东城区人事局。院西的墙脚下堆了几排瓦片,几块水泥板。走过去俯身一看,水泥板上居然有字,是一张1974年的《人民日报》。当年,运输研究所大兴土木的时候,用《人民日报》铺地,在上面浇灌水泥,报纸也一起凝固在水泥里保存下来。

两探吴公馆都觉得冷冷清清,这座藏在小巷深处的宅院现在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当年却是门庭若市,难得清静。北上之前,吴佩孚多少有些“重整旧山河”的想法,政客们深知“孚威将军”的号召力,吴公馆前人喊车鸣,出入的净是“北洋遗老”,可惜吴佩孚的卫队很快就被张学良缴了械,青天白日旗下终究做不成重组北洋的“旧梦”。

东跨院:还有几件原装古董

东跨院平安地避开了几个改建工程,是23号院内的“完璧”,院内的几件原装古董也都被放在这里。推拉式的单扇木门开在西墙上,门边“虚设”了两个残破的石鼓。推开门,顺着檐下的走廊来到院中。一棵几盘几曲老柘树伸展枝条占了半个天空,蛇奔龙行得像一幅怀素狂草。

树下放着两个高脚杯式的石鱼缸,壁上雕着狮子滚绣球,缸里放着几块五彩石头,春寒未了,几尾金鱼呆呆地不肯游动。鱼缸不远处摆着石桌石礅,桌边刻着十二生肖,石礅是新配的,没有磨损过的痕迹。这些充满活力的石雕展现的是生活的另一面,不能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什锦花园里,萌生出“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的念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占了北京,吴佩孚又一次深入险地,但这一次他能用来还击的只有赤手空拳。日本人想借“孚威将军”以壮声势,一时间,说客踏破了吴公馆的门槛。吴佩孚却发誓“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也就是为了这些誓言,他不肯去东交民巷动手术,死在什锦花园的小楼里。

对于吴佩孚的死,可谓众口一词,说他“大节凛然”保住了中国人的尊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破格追赐他陆军上将衔。也是因为他的晚节,吴佩孚的故事才得以在什锦花园一带流传,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走在什锦花园胡同里还能听到白发老人在描述,当年的吴公馆和日统时期的“孚威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