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精彩人物展播:著名作曲家吴祖强
人物背景:吴祖强:1927年在北京出生。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主要作品有舞剧音乐《鱼美人》、《红色娘子军》,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弦乐合奏《二泉映月》等。此外,还写了一些话剧、电影音乐和其他器乐、声乐作品,并结合教学编著了《曲式写作的分析》一书。
中广网北京1月12日消息(记者孙巧稚)2004年四月的一天,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后门,一栋很古旧的楼房里见到了吴祖强先生。第一眼见到吴老,发现他个子不高,头发已全白,虽然是77岁的老人,但他显得很干练,动作灵活。一见面,吴老就和我聊起了他最近参加的音乐比赛。
记:像您要参加这些比赛,要做评委,每年您要参加多少场呀?
吴:这很难说。你比如说最近,今年就比较多,就连续不断。我数数看,从今年开始已经有几场比赛,马上是钢琴比赛,前边一段是全国的交响乐比赛,这些不停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下面还有全国的小提琴比赛,要筹备明年或者是后年的国际小提琴比赛。
1980年,文革结束没几年,国内是百废待兴,艺术教育也还很混乱,吴祖强当时在文化部分工主管艺术方面的比赛。他记得当时第一个恢复的就是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说起当时的比赛,记忆力过人的吴老对一些具体情况记得还很清楚。
吴:从这个开始,所有的比赛就都缠到我的身上来了,一直到现在。后来我文化部的责任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些事,音乐界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都托付给我了。
吴祖强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是家里却并没有人学音乐,他走上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之路的原因只有一个:喜欢。
记:吴老,您当时学音乐就是靠自学的,家里没有人学音乐?
吴:没有,我们家里算是个书香门第,但是家里没人学音乐。我就是嗓子不错,在幼稚园里面,老师发现我能唱歌,参加点表演什么的。另外正好那时候,有个亲戚放了架钢琴在我们家,我大姐她开始学钢琴。我就老站在她旁边听她弹钢琴,特别喜欢。
他们慢慢发现我好像在这方面有点儿天分。好像有一次,大概他们都出去了,回来之后,发现有人在那儿弹琴呢。是谁呢?姐姐刚从外面回来,还没进门呢,就轻轻地走过来,看谁在那儿弹琴呢,就发现我在那儿弹,搬了个小凳,趴在琴那儿,弹我姐姐平常练习的那个调儿,我能把它都记住了,模仿她在那儿弹,所以大家说,这孩子还有点这方面的灵气。姐姐就开始教我弹琴了。
记:那会儿您几岁呀?
吴:那会儿大概是五岁。
让吴祖强感到遗憾的是: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父亲调动工作,全家从北京搬到了湖北,家里没有了钢琴,学音乐的条件也不存在了,但是在学校,他还是积极地参加学校的音乐活动,老师们也都很喜欢他。
吴:我开始还写点儿歌儿,写点歌曲什么的,找点儿诗、唐诗,自己瞎编一点儿,写点儿歌儿。
记:写完了唱吗?
吴:自己哼哼唱,也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家里人唱唱。我爸爸后来也写剧本,写插曲,我就给他瞎编点儿什么,小姐妹们自己唱着玩儿。后来我哥哥有几个音乐朋友,他是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开始写剧本,(吴祖光)他们剧专的音乐老师,现在也还在世,叫张定河,现在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作曲,早就退休了,80多岁了,他算是我正式启蒙的音乐老师了。
在大哥吴祖光的影响之下,吴祖强从十六、七岁就开始写散文,还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他心中放不下的只有音乐。在众多的爱好中,他选择了音乐。
吴:后来我在高中毕业之前,我说,我要考音乐学校试试。这样进入了专业音乐学习的大门,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挺努力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专业上头做出点儿成绩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懊悔说我学了音乐。我还觉得我的选择也不错。
1953年,吴祖强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被选送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一步深造。莫斯科的五年学习生活,成为吴祖强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段岁月。
吴:在莫斯科学习的这五年,我一直是很珍惜的。
记:因为什么您最珍惜那段时间?
吴:我有那么长的时间去学我喜欢的专业,而且老觉得自己在那儿前进,一种成长的愉快。我还记得,当时是中苏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一些老师、同学、包括一些苏联的普通同志们,中国留学生在那儿还是很得注意的,而且得到大家的关注。那段儿,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记:您那会儿在大学学习的进修,校园是什么样子?
吴:老的莫斯科音乐学院还挺不错的。面积并不太大,一个大楼,(有四层)中间的最底层是一个大音乐厅,三楼上有一个小音乐厅,然后大的图书馆,范围并不大。后来,我们离开之前,在门口修了一个新的入口,有一个柴可夫斯基的铜像,旁边那个铁栏杆上有他的乐谱。音乐气氛很浓。
看得出五十年前的那段经历至今还牵扯着吴老的心,在他叙说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一直向左上方望去,脸上也自然流露出一种宁静,似乎此时此刻,他心中正在体味着那段充满希望和欢欣的日子。
在莫斯科学习了五年,回国以后,吴祖强并没有从事专职的作曲工作,而是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从事音乐教学,一直到今天,已经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记:吴老,您教书教了几十年,您是不是特别喜欢教书?
吴:也可以这么说。至少我和教学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个,我想应该开始于一种使命感。因为我是第一个解放以后,被派到莫斯科去学音乐、学作曲的学生,很多人希望到莫斯科去学习。西欧那儿去不了,苏联老大哥那儿是魅力无比的。
别人都去不了,我能去;而且,当时给我交待的任务是:你回来要教。你要把学的东西带回来,来加强我们的音乐教育。写东西成了业余的,教学是我的任务。我也觉得我欠了国家和同志们的。因为我有了那个机会,好好地在那儿学了五年,我应该回来,把学的东西留下来,对我们的音乐教育、作曲教学有所推动和帮助。
所以,我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我就不断地把一些教材也寄回来,给他们使用。第一本苏联的和声学的教科书是我想办法,那书都买不着。
我从同学那儿想办法给弄来,想办法寄回国来,帮助他们一起翻译,在中国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教学工作,我觉得我有一个使命感。我并没有像现在有些年轻人这样:我写东西,教书不愿意。
这是为别人,写东西是为自己。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想法。觉得国家培养我,回来让我做出我应该做出的回报,这个就是我的事业。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边创作,一边教学,创作是临时给的任务,这个教学是我的正式工作和职业。
记:您又从事教学,又要创作,这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乐趣,两种不同的感受。
吴:我想我做这些工作都带着一种使命感,都带着一种感情,很努力地去做,我从这里面也得到一些乐趣。我做得很愉快。所以,我很难说,我更喜欢什么,也许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需要我去做的,交付给我的任务,我应该去完成的,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挑拣的习惯。
热爱音乐创作的吴祖强在国家的召唤面前,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毅然选择了教学,当然,他也喜欢教学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默契和亲情。
吴:作曲教学我们是一对一,老师带徒弟,我觉得作曲教学这个工作做得时间长了以后,和学生的感情、沟通(也多)。学生也喜欢我,我也很喜欢我的这些弟子。
记:教学的时候,您对学生严厉吗?
吴:我想我不是严厉。我还是很严肃。我跟学生没有发过脾气,但是他们会很听我的。除了教学上面,专业方面的问题,有些生活上的事情,他们很愿意跟我谈,帮他们出出主意什么的。
1982年到1988年,吴祖强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那也是中央音乐学院壮大发展的关键几年。这期间他教出的许多学生,不少已成为当今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音乐家。随着音乐学院的发展,吴祖强也从壮年步入了老年。五十年来,吴老心中对音乐学院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把学院当成了自己的家、当成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家园。
记:吴老,您在音乐学院几十年,等于是看着音乐学院成长起来的,看着它的变化。
吴:是这样的。文革以后,我奉命来收拾这个摊子,开始来做音乐学院的领导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困难,现在想想,都没法想象。
记:什么样的困难?
吴:比如我们开始招生,在文革期间,学校整个都被关了门。我们的器材都被有关的部门给弄走了,等于是剥夺了我们教学所需要的一些乐器,没有了,房子破坏得很厉害。我们招生,第一次恢复高考,18000人报名,我们的能力只能招100人。
最后,中央让我们扩大名额,招一倍。那么怎么办呢?第一是推迟半年开学,先录取。那时候,学生没地方睡,睡到小礼堂里面,打地铺。六、七十个人没有宿舍可住,就打地铺睡到礼堂里。这个不是一般的学校能够做到的。乐器也没有,很艰难,大家克服了困难。现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那样的状况能坚持很多年,然后陆陆续续来改善这个条件。
记:那段日子是不是也是您最忙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