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的儿子 小妾所生的晚清叛逆翰林谭延闿传奇

湖南人谭延闿年轻时有两件事让他非常难过:一件事是总有人称他为“小老三”;另一件事则是,他考中的本是进士第一名,但因为是湖南人,又姓谭,所以被一些官员生生给抹下去了。

针对第一件事,他特意问过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哭丧着脸对他讲:“因为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你为庶出,所以大家才叫你‘小老三’呀!”

懂事之后,谭延闿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父亲家里的丫鬟,后来被父亲纳为妾,肚子倒有出息,生下了谭延闿,可待遇与尊严上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全家吃饭时,大奶奶二奶奶舒服地坐在那里吃,她必须站立一旁服侍家主,等大奶奶二奶奶吃得肚皮鼓鼓去睡觉了,她才可以上桌。

谭延闿知道自己因为是小妾的儿子而受到这样的待遇后,很是愤慨。所以即使他后来老婆死掉了,他也坚持不再娶。

民国五年,他的妻子病逝,此时,谭延闿正值中年,最该有个女人的时候,可他坚持不续弦。民国九年,他最崇拜的孙中山先生亲自为之做媒,也被其婉言谢绝。谭延闿生母去世时,其住宅在谭家祠堂之后进,灵柩出门,须??过祠堂大门,族中人谓非正室灵柩,不准从正门抬出去。谭延闿乃仰睡于灵柩之上,声称自己已死,令人将灵柩由大门抬出去,族人无法阻挠。这可以看做是为其母亲争了一口气。

不过,他母亲的身份倒是对他后来的为人处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想想看,一个总看人脸色活着的人,从小就学会了如何委曲求全,如何小心行事。按俗话来讲就是,小心走路,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得罪任何人。

而第二件事,谭延闿知道后很是气愤了一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势的变化,他也就释怀了。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会试的时候,谭延闿本是第一名,理应参加殿试,但因为他和谭嗣同同姓的缘故,主考官们怕惹老佛爷慈禧不高兴,于是思量再三,最终决定把他的名字从殿试名单中剔除,后来慈禧看中了刘春霖的试卷,因为当时大清太需要“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了。这个故事我们早有耳闻,却想不到倒霉鬼居然就是谭延闿。

谭延闿出生于杭州,当时正是他父亲任浙??巡抚时。他七岁开始读书,把书读得很让人吃惊。他父亲虽然有几个儿子,但大都不成器,只有这个小儿子谭延闿被他认定是读书的好苗子。

光绪十八年(1892年),谭延闿从福州回湖南应童子试,入府学为附生。二十三年(1897年)应乡试优贡,中。谭延闿二十八岁时中了举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进士,被点为翰林,同年七月到职,但不久,他的老父亲死了。谭延闿就请假回到湖南。

回到湖南后,他就遇到了一件古怪事。当时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筹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不过不幸的是,提前就有人把消息放了出来,湖南巡抚密令相关人等捉拿这二人。谭延闿知道这一消息后,请负责追捕两人的官员吃饭,替二人说好话。当时,清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只吃饭不干活的懒狗,吃了谭延闿的饭,大家彼此又很熟,就把追捕的步伐放慢下来,黄、宋二人得以逃脱。

湖南人在赶革命时髦上非常有先天优势,大概是盛产辣椒和穷得要死之缘故,但凡湖南的读书人似乎都看不惯清政府的一切。谭延闿虽然是清政府钦定的进士,可在周围人的影响下,“立宪”、“改良”等让清政府非常头痛的新名词,谭延闿却学得很快。可以说,这个时期的谭延闿是激进的。

修铁路,或者说让铁路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是谭延闿一直为之努力的事情,从他回到湖南直到辛亥革命前,谭延闿一直在铁路方面奔走筹办,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他在湖南投入了“保路”运动,与四川的保路运动遥相呼应。但清政府不让人民保护铁路,而是帮着帝国主义争夺铁路,保路运动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失望到极点。但失望归失望,他还是没有革命的想法。因为他是立宪派,立宪派是维护清政府的,革命派是要革清朝性命的。谭延闿即使再激进,他老子当年的谆谆教诲还依稀可闻,他也不可能全都给忘了。

当时,革命派与立宪派准备合作,一起跟清政府摊牌。谭延闿参加了谈判会议,他旗帜鲜明地表明,即使清政府是没有救了,但也不至于每个人都要背着一包炸药冲上去玩命,应该用文明的方式“革命”,即所谓“文明革命”,“换旗换印”。

这一下就把革命派的人惹恼了。想当年,陈胜革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吃点好的,在社会上有个地位?“文明革命”是什么?不就是清政府把旗换了,把官员的官印换了,然后继续当他们的官!

革命派哪里肯干!他们为什么要革命?目的就是要把清政府推??!这种“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的思想显然不能为革命派认可。

于是,好战分子——湖南的新军首领焦达峰、陈作新发动起义,当上了都督。谭延闿只能站在那里看,摇着头。

焦达峰并不会照顾老谭的情绪,他在湖南一宣布革命,湖北方面也开始宣布独立。清政府派出袁世??进攻湖北,湖北方面慌忙要焦达峰来援助。焦达峰当年二十四岁,胆子大,敢想敢做,立刻着手组织军力支援湖北前线。

谭延闿见焦达峰没有时间理自己了,意识到自己可不能颓废,于是用他在湖南的影响力召开咨议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限制焦达峰的都督权力,与焦达峰争权。可谭延闿有个致命的弱点——他没有军队。

不过老天很帮忙,焦达峰造反后,从邵阳赶到长沙的新军第五十D?(团)第二营管带梅馨向焦达峰要求升官,焦达峰不但不给他,还训斥了他一顿,大意是:此时正是危急之秋,你不想着让湖北兄弟脱离危险之境地,居然要官做?做个屁!

要知道,当时的许多新军领袖都是流氓,至少对于清政府而言,他们骨子里就是流氓。新军,其实就是清政府给自己埋的地雷,后来果然踩上了。

梅馨见兄弟不给自己官做,心里很不是滋味。谭延闿适时地凑了上来,两人谈了谈当下时局,话题就转到焦达峰身上来了。谭延闿那么多书不是白读的,激将法用起来熟练得很。梅馨一气一感激,就答应谭延闿,跟着他再革命。

两人计谋已成,焦达峰却浑然不觉,将忠于自己的新军第四十九D?主力悉数派往湖北,他身边一下就空了。

从大局来讲,焦达峰这样不顾自身安危,把所有军队都派上了湖北,的确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忘我的精神。如果不是新军第四十九D?主力及时支援湖北,湖北的革命军早已??被袁世??灭掉了。当时袁世??的军队已??攻占了汉口,架起的大炮构造的火力网牢牢控制着革命军占领的汉阳与武昌。

那时的革命军,革命意志其实并不强。造反如同家常便饭,投降也如喝口凉水一样简单。袁世凯的大炮每轰一下,在武昌和汉阳的革命军心中的投降打算就加重一层。面临随时可能崩溃的局面,新军第四十九主力来了,力量加强,人心凝聚,队伍就好带了。

袁世??方面,见革命党的人数还真的挺多,让这位盘算着保存实力的清廷大员没有急攻武昌和汉阳。这就使得革命军一方愉快地活了下来,继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为后来全国响应的革命,促使清廷的倒台创造了一个很好机会。

但是奠定这大局的焦达峰却等来了人生的终点。他在长沙,身边没有多少兵,谭延闿与梅馨正是利用了这个局势,派出军队,将焦达峰及陈作新通通干掉。这一天是1911年10月31日,距武昌起义仅仅二十一天。焦达峰一死,按照事前约定,梅馨派人抬着一顶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破轿子,匆匆地跑到谭延闿家里要抬他去都督府上任。

谭延闿这个时候有点慌了,因为来接他的士兵也是群饭桶,没有告诉他是谁派来的。大家一窝蜂地就冲进了他家,让他上轿。

谭延闿第一次表现出了读书人的懦弱,吓得号啕大哭,抓着门框,死也不肯出去。直到士兵说是梅馨派来的,他这才向老母妻儿大哭一回,然后依依不舍地走出门,再三回首。士兵们实在不耐烦了,就把他的脑袋摁进轿子,又把后半身推了进去,抬到了都督府。

在路上,他见轿子走得疯狂,士兵们的嘴巴里又全都是脏话,他还是不肯相信这是梅馨的士兵,一直在轿子里拼命祈祷。直到梅馨走出都督府,请他下轿,他这才笑成了一朵花。自此,长沙大权被谭延闿掌握在手。

二十多天后,在武昌的黎元洪也效仿他掌握了大权。

谭延闿掌握了长沙的大权,但他知道,这种权力很容易就会丧失。因为焦达峰的新军第四十九还没有闹明白怎么回事,群情沸腾。谭延闿就将四十九所有人都送上了湖北前线,他对这些人说,一定要革命,如今湖北正处在革命的困难阶段,我们要帮他们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人当然不会想别的,全都去了湖北。这些人一走,谭延闿当然还不能闲着,又把第五十中的中间分子编到新的军队里,也送到前线去。他身边只留下梅馨的军队,做完这些后,他心里才有了底。但眼下只是在长沙安全了,湖北的战斗还在继续,胜负还说不准。

谭延闿一定要走好这一步,否则,将来说不定他会被押到北京去砍脑袋示众。

他问梅馨,你说这革命算是成功了吗?

梅馨头脑简单,不知道。但他还是说了,应该成功了吧,大家不是一直在为了革命而战斗吗?

这答案显然不能让谭延闿满意。他对当时的局势作了一番评定,评定结果让他忧心忡忡。在当时,即使新军闹得厉害,但在中国真正拥有强大武力的还是袁世凯。袁世凯被清政府委以剿灭革命党闹事活动的重任,清政府对其的支持可以想见。袁的军队训练有素,并且装备精良,新军在他眼里如同散兵游勇。如果不是袁世凯为了保存实力,武昌的新军恐怕早被他消灭了。

谭延闿衡量再三后,还是作出了决定“革命”的意向。他以湖南都督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促使各省参加反清起义。

他这样做,倒不是他真的想革命,而是他怕自己身单力薄,一旦失败,自己去死,太难看了。大有找点垫背的意思。

不过,他鼓动大家造反,也有谋略。他特别对广西巡抚沈秉堃感兴趣。首先,沈巡抚是湖南人;其次,如果从广西向长沙南面出兵攻击湖南,大部兵力已抽调援鄂的湖南很有可能首先崩溃。谭延闿对这位老乡是又爱又怕。所以,连续电报,连续地派人去说服,很快,沈巡抚也是见到大清大势已去,就同意了宣布独立的要求。

然后就是福建巡抚孙道仁,他对孙道仁可就没有对沈巡抚那么客气了,写了一封威胁信,说你要是不跟我们与大清摊牌,我们就把你在湖南家的房子充公,如果公家不要,就点火。你家的祖坟我也知道在哪里,到时候派人去给你刨喽!让你没有脸见你的列祖列宗。

孙道仁气得哇哇怪叫,但他也是读书人,不能让祖宗蒙尘,只好通电宣布独立。接着各地宣布独立的消息就此起彼伏,纷纷不断了,据说连云南蔡锷起义,也与谭延闿的督促有关。

你很难想象,清朝末年,仅仅凭一张鼓励电文,就让整个中华大地的大部分省份宣布独立,宣布与清政府划清界限。暂把大时势抛去不谈,只就每个省的当家人本身来讲,他们可都是朝廷钦点的官员,百分之百是传统士大夫。说跟朝廷翻脸就翻脸,可以想见,当时的朝廷气数已尽了。

在帝制社会,尤其是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旦中进士、点翰林后,如果不犯大的原则则性错误,仕途根本不用愁。大清末年,有两位进士走上了叛逆之路。一位是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另一位就是谭延闿。

谭延闿中会元在湖南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在谭延闿之前,湖南已有两百年没人中过会元了。那个顶着举人第五名的王闿运听说谭延闿中会元后,兴奋得几天没有睡觉,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

但有什么用?这个破了湖南天荒的人让他后来很是愤懑,居然参加了反清革命。从湖南传统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谭延闿后来不但没有让他们自豪,反而让他们大为感到羞耻。但更使他们羞耻的是,谭延闿并非真的革命。应该为他的“革命”二字加上一双引号,才是真正面目的谭延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