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的儿女 汤一介: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汤家祖孙三代在燕南园 五十八号前院
《燕南园往事》(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国学泰斗、北大国宝级教授汤一介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学界双璧汤一介、乐黛云夫妇与儿女合著的唯一一本家庭生活回忆实录。1952年秋,汤一介父亲、时任燕京大学副校长的汤用彤被分配住至燕南园58号。后来,汤一介与乐黛云一家又在这里历经了悲苦与喜乐。
耄耋之年的汤一介与乐黛云,及其长大成人的女儿汤丹、儿子汤双用心回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咸的五味杂陈,结成回忆家国往事的这本散文集,文字平实厚重、真挚深情,配以六十六张珍贵历史照片,深厚的亲情和时代烙印下的忧伤溢于言表,令人动容。
文汇读书周报第十三、十四版文章选自该书中汤一介怀念父母章节,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母亲并不是很情愿迁入燕南园
我母亲并不是很情愿从北海公园近邻的旧居“小石作胡同2号”迁入燕南园。虽然燕南园各方面的条件都要比原来的旧居好得多。小石作是个小胡同,胡同口正对着故宫美丽的“角楼”,胡同一侧就是著名的“北海”。2号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有二十余间房。
一进大门是三间前厅,旁边是一个小小跨院;进二门是宽阔的院落,正对着北房五间,父母和弟弟就住在这里。我住在宽敞的东厢房,西厢房则借住给朋友的两个儿子,他们是中学生。1946年,我们从昆明回来时,这里年久失修,都是由我母亲雇人修理的。
修理后成为一座不错的住宅。在云南,我们或是住在破尼姑庵中,或是租住在别人的破房子里。这回有了自己的房子、院子,母亲用心把它打扮了一番,房子都油漆一新。
母亲在院子里种上了花木。我记得有一棵白丁香,开起花来非常漂亮。1952年9月13日,我和乐黛云结婚就是在这个院子里举行的。我们在这里住了五六年,买东西、散步都十分方便,而且住久了,也就有了很深的感情。后来,迁居燕南园后,政府以八千元人民币征购了这处庭院,由部队修建了一片楼房,原来的四合院就此踪影全无。又过些时,连“小石作”这个小胡同也永远消失了!
母亲张敬平是湖北黄冈阳逻镇人。她的父亲张鸿翊,据《张氏宗谱》载,曾“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朝考一等钦点钦翰林院庶吉士,钦授翰林院编修,诰授奉政大夫”。兄张大昕(1877-1942)光绪二十三年考取庠生,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13年当选为参议会议员。
1917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非常国会”,投身护法运动。晚年潜心佛学研究,卜地龙山,筑草堂一间,号龙山居士。著述与藏书甚多,后与草堂同毁于火(据《新洲县志》)。我母亲是张大昕最小的妹妹。
在我看来,我的母亲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是中国母亲的典型代表。我父亲到美国留学四、五年,她带着我哥哥一雄和姐姐一梅留在北平。当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由我祖母当家,每月只给我母亲少量的零用钱,所以母亲得常由黎姨妈(我母亲的亲姐姐)接济。
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我的姐姐一梅就是在此期间病逝的。我母亲最伤心的事是她生了六个孩子,却有四个是先她而死去。试想,母亲自己没有什么事业,而“相夫教子”是她最主要的责任。
母亲对父亲的照顾应说无可挑剔,在这方面她大概没有憾事,然而孩子的早逝总像一块重石压在她身上。我记得,在云南宜良时,母亲和我谈起哥哥一雄,她说: “一雄如在我身边,也许不会死。”她这是在自责,在思念,因为哥哥毕竟是她的大儿子。
三十年代,我们在北平时,哥哥参加了学生运动(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哥哥是1938年在长沙与袁永熙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喜欢照相,拍摄了许多“一二·九”运动时的照片。在当时,拍照片是很花钱的,因此他常常向我母亲要钱,母亲也总是满足他的要求,而我父亲对此颇有意见,他觉得我哥哥应该好好念书,其他事都是“不务正业”。但父亲也只是说说而已,从不与我母亲争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