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华中将 王俊华:中共二大对群众问题是如何认识的

中共二大是我们党关于群众问题认识的第一次飞跃。中共二大建设“群众党”的探索,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壮大,更实现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多数人的发动和解放,对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在中国,“群众”一词早已有之,但在整个古代社会,“群众”从未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常用的政治学概念。中共二大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群众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力量,赋予“群众”一词更加丰富的积极的价值内涵:首先,工人是“革命领袖军”。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她的群众基础当然应该建立在工人阶级上。实践中,工人运动的发展让中国共产党相信,工人“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其次,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

不管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对农民都抱有几分疑虑。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二大认为群众应该包括“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他们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

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最后,中共二大还认识到小资产阶级、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等都是革命的力量。此外,中共二大还抛弃一大不与知识分子、其他党派联系的政策策略,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二大强大的包容性为中国共产党汇聚了广大的民心和民力。

中共二大指出,要成为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第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纵观世界政治史,人民群众对政党的选择标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能否代表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始终代表并维护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

中共二大第一次以党规党法的形式把党的命运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规定下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

20世纪初,饱受压迫、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无疑是找到一条最合适的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面对风雨飘摇的中国,不同政治力量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其他各个地方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则掀起了“联省自治”运动。

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等人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主张“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孙中山,虽仍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但他的护法运动已因陈炯明公开举行武装叛乱以失败而告终……中共二大则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必须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这一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纲领,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而且成为团结各阶层群众的战斗旗帜。

为了深入群众,中共二大还做了非常有实践特色的规定:身为议员的党员参与示威运动时,必为示威行列的领袖,跑在群众的前面;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演说稿必须工人、农人、妇孺都能听得懂等等。

第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谏训(当时用语,同‘训练’)”。关于党员是否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接受教育训练,列宁与马尔托夫曾在1903年展开过激烈争论。列宁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遵守纪律和接受教育,这样党才能成为一个集中统一、有严密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

而马尔托夫认为,党员只需经常亲自协助党、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就行了,不用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也不用党的纪律约束他们。在这场争论中,虽然马尔托夫的观点一度被采纳,但最终列宁的主张得到普遍认同,并于1905年写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党章。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建党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由于建党初期,党员人数少、影响小,不具备列宁所提出的按生产单位来设置党的基层组织的可能性,所以中共一大《党纲》对党的组织建设规定的非常简单,把党的组织机构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党的委员会3个等级,没有明确党的基层组织,也没有明确党的基层组织应设立在社会的哪一个层面。

基于组织发展和革命实践的需要,中共二大将党组织划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和组5个等级,进一步理清了党员个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并要求“组”设置在“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必须设置在社会最基层,这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为避免安那其(anarchism)状态,使党员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锋”和“头脑”,中共二大规定:首先,党员必须加入一个组,并接受教育训练。

其次,关于党员组织生活的方式,要求各组每星期召开 1次会议。最后,“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训练必须遵守“党员不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是共产主义者”等原则。

此外,中共二大党章还专设了“纪律”一章。这表明,自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致力于把自己建设成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深知共产党员率先垂范、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前提,教育培训是提高党员做好群众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

当然,中共二大对“群众党”的认识也有局限性。虽然提出了“群众党”的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但关于“群众党”是什么还缺乏深入阐述。虽然认识到若离开农民,中国共产党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但还不够重视农民运动,未就农民问题单独作出决议;对工农联盟问题、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