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反中 萧功秦、周志兴:中国转型的困境与出路
据说,有些官员提出,要媒体少提“公民社会”,甚至少提“公民”这两个字,如果真要下这个批示,除非先请人大开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修改掉,因为现行宪法里就有很多“公民”的提法。
现在一些官员对于公民社会是谈虎色变,当作敌情来看待,这是很不正常的,其实,这个公民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成为政府的好助手。我们讲到温岭的钱云会事件,当时地方政府可以说是走投无路、束手无措,地方政府讲的任何话,老百姓都不相信,网络上也不信,传媒也不相信,广大13亿人民认为就是谋杀案。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民间的公民观察团出来了,公民观察团看了以后,第一句话是,这就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这地方就像上海南京路那么热闹,绝对不是理想的杀人场所,这句话一说,全国人民一下子就听明白了。
所以我要说,你政府官员可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你得到公民社会对你的帮助,事情过了以后,现在又倒打一把,把公民社会说成是“陷阱”。你这就是过河拆桥。公民社会作为监督政府的有效力量,可以起到与纪检双管齐下的功能。当然,做任何事情都有得有失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些激进组织会起来,但是你要相信中国20年的变化,要有相信中共三十年的改革政绩。公民社会是你善治的基本条件,你要善治你不是靠一个人能够善治的。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当社会发展到需要理论创新时,当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转型时,我们上层的那些理论工作者却缺乏推进这一转型的能力,为什么缺乏那些转型能力呢?这是因为有些人知识非常有限,对世界发展的现状了解不多,有一部分人甚至在骨子里本来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对邓小平改革抱有非常强烈的质疑与不信任的,他们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本应该是为改革继续提供新的思想,对改革中的困境提出开放性的解释思路,帮助执政者解决困难,让中国走向光明的民主的未来,他们头脑中反而形成了一种教条主义的路径依赖。
凡是知识分子中出现不同声音了,就按照他的反右思维,认为这些人都是不怀好意,就是要挑战我们共产党政权,所以我们要把他们压下去,来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
他们这样搞下去,转型期矛盾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越来越多,于是他们心里更是紧张,于是觉得“四面皆敌”,“敌情严重”,“敌强而我弱”,必须全面“政治紧缩”。他们某些人的整个思路就是这样的,因为他本身不是属于那种有改革求新意识的人,碰到新问题,就可能形成路径锁定状态,不能为实现意识形态转型提供当政者所需要的新思路、新解释。
六、政府官员与学界的相互沟通十分重要
周志兴:我认为您说的非常重要,就等于定义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因为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也许每个体制下,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不同的内涵在里面,不能简单的去否定。但是我还在想,刚才萧教授你说的观点很多我都是非常赞成的,包括我们对现在一些政府官员的一些看法,我们应该是站在一个改良主义的角度希望能够对政府做一些改变,使得政府能够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
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一些非常自由化的人,是从根本上否定政权的合法性,我听了你的意思,你不是这样的意思,你是觉得要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也承认过去的历史,但是无非是现在要采取一些什么办法,使它改得更适合以后前进的方向。但是你认为政府现在认识到这一点了吗?如果说中央政府认识到这一点,下面的各个基层能不能按照这个去做呢?因为我觉得中国就像一架非常庞大的机器,最高层能够直接把下面都理顺了吗?这个问题怎么办?
萧功秦:我觉得,一种思想理念是在互相的交流中,通过相互影响而被大家接受的,领导者与学者之间的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其实20多年来一直没有消退,我私下里面也和政府的一些官员聊过,他们觉得我的这种观点很有道理。
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这种交流过程还不通畅。比方说现在中央高层也有学习制度,据说后来稿子都要经过七八遍的修改,最后学习会的讲演只不过变成了印证了中央既定的某一个做法或观点,而不是一个信息交流与思想互动的平台,现在更需要的是互动过程。
我记得江泽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双月理论座谈会的制度,常常邀请社会上面一些有新思想的学者来讲,书记倾听的过程就要双方互动,互动的过程中当然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学者也可以从领导的问话与评论中获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新鲜刺激,这种互相作用才能使双方受益。
我觉得这个制度应该更加完善,尤其高层领导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倾听学界的各种声音。特别要指出的是,现在的高层领导人大多是工科出身,虽然个个都是精英人才,但对于文化深层次问题的对策与知识结构,也需要在互动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或提升。例如,那位官员在提出“公民社会陷阱论”之前,能有机会与学界交流一下,至少就可以避免这种低级的常识错误了。
周志兴: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前两天我在《共识网》和王缉思教授谈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这么说,在中美之间,民间的声音还是传递不上去。当然,中美之间是有差别的,美国的民间和官方距离非常近,是一种旋转门制度,这时候你是民间的,这个门一转,你这个派别上台了,你成了官方的了。
中国没有这种机制,中国现在民间和官方的这种交流,学者和官方的交流确实很少,也许有人说,不少啊,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学者要讲什么东西,都要经过他们审查的,据说有的时候把你的稿子弄好以后,一个字不许改,你就得按照这个说,说了半天还是他们自己的意思,无非是通过学者的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萧功秦:是。现在《人民日报》上面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提出要包容异质思维,要倾听沉默的声音。实在是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最近一段时期来,每一次我与朋友见面,或开学术会议交流,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主动提到这五篇文章。
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如此那么强烈的积极回应?有人开玩笑说,“再这样下去,我要自费订《人民日报》了”。这说明大家还是对我们现在上面的领导寄予很大的期待,至少人们心里并没有绝望,觉得中国还是有可能通过这种交流,避免那种思维的僵化,避免使我们失去改革的最佳时机。让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思路能够为决策者提供一种选择。
记得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当年刚出山,在东北视察时曾说过一句话,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们仍然原谅我们。现在我还要对当政者说,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好了,尽管现在有那么多事情让他们失望,只要有一点点新的开明的变化,他们就会全力的抱有希望与善意,千万不要把善意当作“敌情动态”呵。
七、执政者要理解新保守主义,还是要有想像力
周志兴:现在群体性的动乱事件越来越多,而且都很恶劣、恶性,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又有一个新出来的问题,就是独立候选人,独立候选人的参选。有一个说法,叫“用选票拆炸弹”,现在大概有好几十个独立候选人。
但是各地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甚至还有一个人出来竞选市长,一个叫曹天的他要出一个亿来竞选郑州市的市长,但是各地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我的家乡常州我觉得比较开明,说欢迎,但是很多地方是不欢迎的,你参加竞选就有警察上门去了,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萧功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然独立候选人是通过提出自己口号来争取选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点民粹主义的味道,因为人们的那种公民意识还没有真正成熟以前,他说我有一亿元,你投我票吧,这样的人似乎很容易就会选上了。有钱人是否一定就能为百姓办事,那还很难说。
但是另一个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是民间对现在的“路径锁定状态”所提出了一种新挑战,是一种“解锁”的新尝试。作为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多元的声音,多元的思考,或者多元的选择,我觉得总有积极的意义。在万马齐喑情况下,独立候选人提出自己的竞选理念,并诉之于民众支持,这本身就是对固化了的体制的挑战,至少可以起到冲击你固有观念,产生思想碰撞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中国那么复杂的一个超级落后大国家的社会转型,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社会工程,个别人的拍脑袋并不能产生最佳的思路,这就需要不同思路的碰撞,独立候选人就是一种多元的试错,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尝试与选择,也是对政府的一种良性压力,就此而言,并不是坏事,相反,应该得到当政者的善意回应与尊重。我们这个民族要过转型关,一定要在“尝试与错误”当中学习才行。
当政者一定要理解“试错法”(try and error method )这个重要观念。我们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掌握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掌握信息有限、理性能力有限的人,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找到最佳的克服困难的路径?靠的就是经验中尝试与在错误中修正的办法,所谓的试错,就是在尝试与错误中学习。
这个过程就如同生物学实验中的白老鼠过迷宫的办法,白老鼠的理性是不够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够的,它怎么能够知道通过哪个门能够走出去呢,它只能不断地碰撞,在频繁的碰撞过程中,总可以找到路径。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通过试错的路径来解决超级疑难问题的经验主义方式。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专制帝国的现代化的转型,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大清帝国改革失败以后导致辛亥革命,只是无数失败例子中一个,明治维新的日本变革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并不是专制帝国,而是具有西周封建式分封制结构的多元封建国家,日本是由256个自治的独主藩国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说,256个小共同体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自主能力,独立地对西方挑战作出能动的不同反应,从而为日本整个大共同体适应西方挑战找到最佳路径,那么中华帝国恰恰相反,只有道光皇帝、咸丰皇帝与慈禧太后一个人对挑战可以作出自主反应,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日本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概率,要比中国大一统专制帝国高256倍。
你读近代史资料越多,你对这一点的体会就会越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民间出现的独立候选人这种声音,应该像《人民日报》所说的,应该包容他们,他们不但是个人意志的表达,而且他们也代表了沉默的声音。这样我们尝试的概率,在通过尝试过程当中寻找合理的路径的概率才会大大提高。
周志兴:但是我觉得试错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领导同志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他们怕一个错带动了更多的大错,造成决堤,他们怕这个,比如说前不久,曾经有一些学者,包括当地的党委领导都是支持的,就是四川的罗江县,搞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其实就算是错的,一个县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就很快叫停了,就不让试了,其实试试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怕试错,主要是怕引起连锁反应,包括独立候选人我现在也是认为这样,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多候选人,但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因为那时候那些独立候选人基本上还是体制内,或者不算是持不同政见的人,现在这些独立候选人很多都是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有着很多自由化言论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当局会紧张一点。
萧功秦: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一个原则上看,它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声音,这种声音有它的一种存在的合理性,当然另一方面现在这个社会矛盾在比较尖锐的时候,让这种独立候选人出来可能在技术上面,在操作上面,会引起一些担忧,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
有些独立候选人一开始出来可能是激进的,但是也会人出现比较温和的,和体制之间在很多观念上面保持了很多的重叠,有些独立候选人在很多观念上和政府的声音比较重叠,或者他的观念更加理性,他们和激进的独立候选人之间互相会形成一种制衡。
一开始的时候,出头的那些人可能是最激进的,其实那种极端的声音一般是很难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极左派在中国不到1%,激进自由派只有2.5%左右。他们其实是相当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渐进派,当政者千万不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周志兴:我知道有一个独立候选人是我认识的,就是柳红,我看了他竞选的理念是关注妇女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我现在在想,就算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也没有什么。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共产党以前三大法宝里面有一个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现在做的是比较差的,其实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完全可以由统一战线理论来解决,当然很多西方国家或者台湾那边对统一战线很不以为然。
但是我认为统一战线其实如果抛弃它的历史因素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