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闪闪红星》被批:吹许世友 潘冬子实乃其子
核心提示:可有人向***“告密”说:《闪闪红星》这部戏是为***写的,潘冬子原型就是***儿子许光。***闻言大惊,忙令***调查此事。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袁成亮,原题为:《红色经典
诞生记》提起《闪闪的红星》,凡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眼前都会浮现出一个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少年潘冬子形象来。潘冬子的勇敢、机智不仅使他成为当时青少年学习的榜样,直到今天,仍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面旗帜。
那么,《闪闪的红星》是怎样诞生的?潘冬子又是怎样走上银幕呢?一
1961年春的一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李小文找到自学成才的部队作家李心田,请他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李心田此前已写过一部小说《两个小八路》,此时,他正准备再写一部反映革命后代成长的作品,少儿出版社的约稿可谓适得其时。
当时,李心田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班上学生大多是老红军的后代,而且为数不少都是战争年代(尤其是长征时)与父母失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找到的孩子。
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等就是如此。其中,有一个学生的故事特别引起了李心田的注意。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下了一顶写有自己名字的军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与妻儿失去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孩子正是拿着这顶军帽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
李心田听了这个故事后便萌生了将它写成小说的想法,并按儿子对红军爸爸“想、盼、找”的思路勾画了整部小说的框架。
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心田利用工作之余完成了这部名为《战斗的童年》的小说,并将它寄给了少儿出版社。
李小文看了稿子后,觉得不错,便约李心田来北京改稿,但李心田刚调到前卫话剧团搞编剧不久,一时没有时间,这一拖就是9个月。
待李心田稍稍有空时,已至“***”前夕,越来越浓的“阶级斗争味”使他担心这部写人情、写人性的作品会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从出版社把书稿要了回来。“***”开始后,话剧团要创作人员把所有作品全部上交,李心田也将《战斗的童年》草稿交了上去。
不过,他在交稿前“留了一手”,将草稿偷偷地誊了一份藏了起来。正是他这“留一手”,使这部小说得以保存下来,因为上交话剧团的那些稿子不久即被当众付之一炬。
尽管李心田“留了一手”,但他当时并没有指望这部小说能够出版。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派编辑谢永旺向他约稿,李心田才将这部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了谢永旺。
谢永旺看后对李心田说:“我个人认为这个稿子可用,但要等社里集体研究后才能给你个回话。”
谢永旺将稿子带回后,社里请李希凡为这部小说把脉。李希凡看后认为稿子可出可不出。驻社军代表则明确表示不能出,并说:“这个小说像鲁宾逊漂流记,什么意思?”既然权威专家不看好这部小说,军代表又不主张出,大家都觉得这部小说肯定出版无望了。
然而,当时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远却很欣赏这部小说,并顶住压力,决定出版。谢永旺于是又找到李心田,就小说中个别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说:“《战斗的童年》这个书名太一般化,你最好给它改个名字。
”李心田便将小说名字改成了《闪闪的红星》。
1972年,《闪闪的红星》终于出版了。
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原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还专门发文评论,称赞“《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这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一下子传遍了全国,不久又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传至国外。
二
1972年10月,“中央***”文化组在北京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虽说是样板戏座谈会,但大家对早已落入俗套的样板戏失去了兴趣,倒是对停顿7年的故事片谈了不少,一些人甚至萌发了拍摄故事片的念头。
一天,曾担任过《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影片摄制组组长的张冬凉无意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闪闪的红星》,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便连忙找来小说看,并把它推荐给了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彭波:“我看这部小说基础比较好,不知能不能上?”彭波听了,说:“好啊,不过,总政交代过,关于拍孩子片的事,要找陈亚丁。
”
陈亚丁于20世纪50年代末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在部队里颇有名气,“***”中被打成“走资派”,当时刚刚平反,赋闲在家。他看了张冬凉带来的小说后,也肯定了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儿童片题材。
1973年下半年,八一厂经过研究后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文化组上报拍摄《闪闪的红星》并获得批准。八一厂为此专门成立了由陆国柱、王愿坚、张冬凉、王苹、曹欣、陈亚丁等人参加的创作组,并调来小说作者李心田共同创作。
7月份剧本定稿后又成立了由张冬凉任组长,李俊、李昂任导演的摄制组。演员的挑选主要由出演过《不夜城》、《秘密图纸》的副导演师玮负责。师玮很快便确定了剧中大部分演员人选:宋大爹由高保成饰演,冬子妈由郑振瑶饰演,胡汉三由反派明星刘江饰演,但主人公潘冬子却一时没个着落。
根据最初剧本,剧组需要物色“小潘冬子”、“中潘冬子”、“大潘冬子”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少儿演员。消息传出后,八一厂一下子涌进百余名少年儿童,但试镜后都不理想。
师玮又带着几位副导演几乎跑遍了北京市内的所有小学,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正当大家为此苦恼时,导演李俊偶然从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少年儿童庆五一演出中看到了一位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孩子,眼前不禁一亮:这个小演员饰演潘冬子倒是很合适呢。
经过多方打听,他将当时只有9岁的祝新运从家中接到八一厂试镜。小新运试了几个镜头后,大家都很满意。导演又将照片寄给了小说作者李心田,李心田一看照片就喜欢上了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说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潘冬子。潘冬子的角色就样定了下来。
小潘冬子找到后,剧组按照当时文艺界“三突出”要求,删去了原剧本中“中潘冬子”、“大潘冬子”和“胡汉三之子”几场戏,于是,作为“小潘冬子”的角色就成了整部影片中的焦点人物。
陈亚丁对大家说:“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情,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员形象。
大家不要怕写高了,要怕写不高。”张冬凉也要编剧们在思想上把冬子作为一号人物来刻画。顺着导演的思路,编剧在改编中突出了矛盾,激化了矛盾,摆脱了原来潘冬子对红军父亲的“想、盼、等、找”的圈圈,突出了与胡汉三“斗”的情节。
原稿中,潘冬子出场是同胡汉三之子斗,陈亚丁说:“起点还不高,要一开始就同胡汉三斗。”再如,米店一场,发动民众造反,冬子的行为可说得上是大英雄了。但陈亚丁说:“动作够了,内心不够,不要怕把冬子写高了。
” 于是,编剧又设计了冬子与春伢子仰望北斗星的一场戏,这样就将冬子心向红军心向党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了,人物形象比原来又“高大”了许多。还有冬子妈牺牲时,原来只让冬子叫一声:“妈妈”,改为冬子阻拦群众救妈妈并说:“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
”这些改动虽然拔高了潘冬子,却使原作中一些表现儿童天真烂漫的情节不见了。在将潘冬子塑造成“高大全”式的小英雄的思想的指导下,编剧们原本让潘冬子出点错的想法也一下子全没了。
王愿坚原先设计潘冬子在米店写“售”字时,曾有一个用黑笔向春伢子脸上抹的场景,有人说:“你这是给英雄脸上抹黑呀!”吓得他赶紧将这个小情节取消了。好在这毕竟是个儿童戏,扮演潘冬子的小新运又很机灵,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影片因受当时政治气氛影响所带来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