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生赖伟德 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华工三剑客”
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78级,同北京电影学院78级一样,被外界评为中国的“超级班级”之一,因为它培养出了三位影响中国彩电业的企业家,被称为“华工三剑客”。
1978年高考时,三个从广东边远地区来的年轻人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分别从惠阳、罗定和海南岛考到了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当时陈伟荣考的是电工师资班,年龄较大,黄宏生和李东生则分别是班上的班长和学习委员。
当年,考上大学时黄宏生和李东生都是18岁,陈伟荣比他们俩年长不少,也比他们成熟稳重,在学校对两位小兄弟照顾有加。三人当中黄宏生最有冒险精神,也最有激情;年长的陈伟荣老成稳重;李东生则刚柔并济。不一样的性格也成就了他们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李东生选择了回惠州老家,当时的惠州很穷,但李东生主动选择了回惠州。李东生后来回忆说,中学时曾经以陈景润作为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因为从小学到中学,他的考试成绩在全年级经常拿第一,他希望在大学的专业教育中也能出类拔萃,但是上大学后,发现成绩只处在中等水平,特别是第二个学期的一场疾病更使他在学习中明显感到力不从心。毕业时李东生做了一个更为务实的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实事。
李东生被分配到惠阳地区科委当机关干部,这是令许多人羡慕的“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的清闲工作。李东生却不满足,自己联系了一家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只有40人的企业,但那时已算是惠阳地区跟电子沾边的“大厂”了,也是以后发展起来的TCL集团的第一家企业。
凭着踏实、执著的工作态度,李东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车间副主任、主任,28岁时被任命为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实现了自己事业上第一次飞跃。
与李东生一样,黄宏生在上完高中之后也曾在农村插队,据黄后来回忆,“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上班和下班就是上山和下山,一天来回大概要走四五个小时,就光走路都把你走死,所以我们非常羡慕拖拉机手。”但上大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拖拉机手的理想永远被他抛在了海南岛的山间农场。
毕业时,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个人业绩占公司半壁江山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享受副厅级待遇。这一年他年仅28岁。1988年,在同事的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到香港闯天下。1988年,一个小公司“创维”在香港诞生。“创维”最先以代理电子产品出口迈开创业的第一步。在几经挫折与磨难后,黄宏生把握住机会走上了彩电制造之路。
陈伟荣的经历没有两位小兄弟传奇,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深圳康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做起到董事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经历了12个年头。不知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三个人虽然有着不同的成功经历,却走到了一个终点,都成为了中国彩电行业的大佬。
三星同辉
1993年,陈伟荣率先发力,开始了全国版图的扩张。20世纪的最后时间里,陈伟荣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康佳的总资产从1992年的5.49亿元提高到2000年上半年的89.13亿元;其彩电产量在1999年超越长虹,成为当时的“老大”;而康佳的产品,亦从彩电扩展到手机、影碟机、冰箱等等。
巧的是,同样是在1993年,李东生出任TCL集团总经理,自己掌勺做菜,开始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李东生的第一招是“消费革命”:拿三四千元就可以抱回一台TCL王牌71厘米大彩电,质量跟那上万元才买得到的画王、火箭炮相差无几,讲求实惠的国人纷纷抱回家里。仅在一次全国家电产品交易会上,订货总额就达到2亿元的天文数字。
与他的两个同学相比,黄宏生是进入彩电行业最晚的一个。1988年,黄宏生在从广州到深圳的107国道上下定了自己创业的决心,因为公路两旁的繁荣景象使他相信,这个世界的确不同了。下海后的黄宏生发现创业是何其艰难!学理工的他开始从最简单的电视遥控器做起。1990年,创维的销售额迎来了珍贵的第一个100万,成为了世界很多的电视机厂遥控器供应商。
此后的黄宏生迎来事业的第一个瓶颈。在茫茫的黑暗之中,突然有一个机会降临。当时,香港全球供应的两大电视制造厂之一——讯科集团面临倒闭。黄跟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朋友,他希望他们来创维,但当时的创维是一个100多人的小企业,待遇不很高,所以谈判了几个月也谈不成。
怎么办?黄宏生决定把15%的股权送给他们,换取他们的加盟,他们中有几个人正式加盟了创维。经过一段时间的产品设计,1992年在德国的展览会上创维接到了2万台电视机的订单,接着第二批5万台……1993年后创维电视开始全面走向世界。
2000年4月,创维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融资10亿港元。这为创维赢得了宝贵的资金支持,2003年度,创维实现销售额120亿元,出口创汇2亿多美元,成绩相当骄人。
同室操戈
1998年TCL在离康佳总部300米远的地方树了一块广告牌。李东生的老同学陈伟荣不干了,派人赶制了一个更大的康佳广告牌,就堵在TCL集团的门口。李东生召集他的销售经理们一起去看看那块牌子,李说:“这是我们的对手,大家需加倍努力。”
市场不相信眼泪,自然更不相信同窗之谊,原来的同窗好友还是在市场上兵戎相见了。他们三个的杀手锏被概括为:黄宏生“一个一个挖人才”,陈伟荣“一项一项争第一”,李东生“一个一个搞兼并”,当然这些手段很多都是冲着同学的企业来的。
康佳当年把每年销售额的3%作为技术开发投入,每年的开发费用在两亿元以上,康佳奇迹般地创造了30多个彩电技术的全国第一。为了超过康佳,黄宏生从欧洲、日本和香港聘请近百名技术精英,专门成立创维电视研究中心,黄宏生把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调高到销售额的5%。
在企业形象包装和广告炒作上,三家企业是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创维和TCL选择名牌名人效应的路子,创维曾请来张明敏唱出“中国心”,TCL王牌彩电则请“刘晓庆”出场回眸一笑。而康佳则致力于“希望小学”等公益事业,同样意在赢得民心。
2000年6月,面对共同的敌人长虹,三巨头还是坐下来搞了个峰会。陈伟荣总结说,“过去我们跟TCL、跟创维,真的是联系得很少,这回我们密切了联系。”当然这种基于利益的同盟是相当脆弱的,不长时间,康佳率先打破价格同盟,大幅降价。李东生对记者说,康佳降价也不跟他们打声招呼,“把哥儿几个给卖了。”
2000年以后,国内彩电市场明显供大于求,TCL和康佳同时开拓印度市场,两个人的价格战打到了国外。2002年,陈伟荣卸任后,市场上一度传闻TCL要收购康佳。最后,这场并购没有实现,如果真实现了,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同学各自会是怎样的心情。
再次分野
“三剑客”中年龄最大的陈伟荣在彩电行业中一度站得最高,但同样他也第一个黯然引退。1998年,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就已经超过消费能力1000万台,然而康佳却卯足了劲扩大规模,想在规模上超过长虹。对宏观经济走势和市场需求的预测与判断有误,导致产能和网络规模扩张太快,库存过多。
在以后几年中,“规模不经济”的现象日益严重,终于造成今天深康佳的巨亏。2001年,康佳创始人陈伟荣向董事局递交了辞呈,同年6月,陈伟荣引退康佳。陈伟荣的引退,一方面是由于业绩下降,但更重要的是陈伟荣与大股东之间的嫌隙。在康佳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陈伟荣说服不了康佳决策层的各方力量,此时离去也许是最洒脱的解决办法。
从康佳引退后,陈伟荣找了几个博士在深圳默默运作一家元器件厂,主要产品是电视用的电容器,据说他以前的竞争对手许多成为他的客户,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两个同学。如今的陈伟荣非常低调,被外界评论为“卧薪尝胆”。
从现在看,李东生无疑是他们三个之中最成功的。2002年12月30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揭晓,李东生在连续三年被“候选”之后终于榜上有名。
与此相比,眼下最狼狈的要数黄宏生了。他的企业制度基础最好——纯粹的民营企业,后来又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从一开始他自己就牢牢控制着企业。正像黄宏生充满激情的性格,创维曾经用最短的时间跻身彩电四强,在三个人中发展的速度最快,当然个人财富也是攫取最快的一个——黄宏生家族在上市公司中占股77.45%。据业内专家评论,此次黄宏生栽跟头将会“动摇创维根基”。
性格决定命运?
三个人都成功了,自然有他们的共同基因。比如信念、勤奋当然还有智慧。1973年,黄宏生上山下乡,在简陋的宿舍点着煤油灯看书,一打瞌睡竟然把头发烧了一片。黄宏生说他考上大学后,才第一次听到《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当时眼泪禁不住地流出来,而刚参加工作的,李东生每天下班后,匆匆回家吃饭、洗澡,又赶回办公室看书。
二十八九的青年了,在父母的催促下,谈了个女朋友,他却自我规定:每星期只准用一晚谈恋爱。有一次出去郊游用了一整天,他认为这相当于“两晚”,于是取消下个星期的“一晚”来补课实习。女朋友嗔怪他“有病”,他纠正说:“应该叫做精确。”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那一代人的幸运者,因为仅有一小部分人像他们一样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但是,他们身处逆境,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信念,又使这一切成为偶然中的必然,这在那样迷茫的年代和艰苦的环境里显得尤为难得。正像李东生说的,“尽管漫长的十年浩劫几乎荒废了我们的青春,但是我们没有虚度年华。”
通过他们的创业过程,我们还是发现他们的明显区别,或许这正是决定他们命运分野的内在原因。
年龄最长的陈伟荣按部就班参加工作,从普通技术员一步一步做到了老总,给人的印象好像比较能“兼容”。但我们又发现,陈伟荣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许多时候做事是“赌气”。2000年,三个同学坐在一起,形成了“价格同盟”,但没多久陈伟荣率先打破承诺,大幅降价,并且没有与另外的两个同学通气,引起不满;2000年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陈伟荣因为自己的企业在进军海外市场拖延,在人代会上“炮轰”广东有关部门的“官僚作风”。
其实,导致康佳大伤元气的是规模上得太快、摊子铺得太大,造成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陈伟荣的“老大”情结:当时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超过长虹做上行业老大。最后,他达到目的了,但正像倪润峰当时预言的那样,“谁酿的苦酒,谁吞下”。
甚至连陈伟荣最后从康佳谢幕都带有一定的“负气”成分。当时陈伟荣承受着公司经营业绩的巨大压力,并且与集团的决策层在有关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分歧,最后他还是被任命为集团CEO,但据说并没有实权,几个月后,他挂冠而去,悄悄到深圳独自创业去了。
三个同学中,只有黄宏生是中途下海创业成功的,他进入电视行业最晚,但发展最快,也是个人财富攫取最快的一个。当他的另外两个同学还在为国企打工的时候,黄宏生的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并且他的家族在上市公司中拥有77.
45%的股份,成为亿万富翁。他的企业最年轻,但发生的“轰动事件”最多。2000年,创造了创维销售奇迹的头号功臣陆华强率众“兵变”跳槽高路华,带走了创维内部共150多名员工,其中包括11位大片区的总经理,40多个中层管理人员,他还轰轰烈烈地与黄宏生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最近,他在香港东窗事发,许多人推测是有人举报,因为“黄宏生树敌太多了”,一位熟悉他的朋友列出的“嫌疑人”就有长长的一大串……
黄宏生受到的指责大多与钱有关。是什么造成了黄宏生这一性格?有人认为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黄宏生出生于海南临高,他的童年及青年时代一直处于“贫穷与饥饿”之中,父母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30元,却要养活黄宏生弟妹三人外加一个阿婆。
正因为经过那段艰苦岁月,黄宏生把财富看得极其宝贵,曾有一段时间,集团内部50万元以上的资金使用,都要由他亲自审定。一些细小的普通费用的支出,都要经他本人签字。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没有落脚之处,所以赚了第一桶金后,就马上买了一套房子。一同行说,他出差经常住招待所,吃的是普通盒饭,从不住三星级宾馆、不坐飞机的商务舱……
在“三剑客”前20年的较量中,李东生并没有明显优势,但在人生的长跑中,李东生越来越显现出厚积薄发的持久耐力。李东生说,他是一边学曾国藩一边学韦尔奇的“折中派”,这仿佛点出了他人生成功的密码。
熟悉李东生的人说,在媒体或者公众面前,他温和克制,谦恭有理,从来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雄。他可以按照广告导演要求,不厌其烦地背上数遍台词,而目的仅仅是为了配合拍摄一部公司宣传片。但在企业内部,他又强悍激进,脾气暴躁。
据说很长一段时间,下面的人找他汇报工作,必须先找他的秘书问清楚他今天心情好不好。他可以20多年如一日,在一个企业里脚踏实地地从最基层的修理工干起,但他的冒险精神也可以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收购欧洲老牌巨头汤姆逊,坐上了全球彩电业头把交椅,要知道这样的并购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他可以几十年拿着国有企业的低薪,甚至到如今用着连彩屏都不是的普通手机,也可以推动企业的整体上市,一下子个人持股有市值超过6亿。
TCL的发展更理性、更善于变化。它不像康佳那样“好大喜功”,追求规模第一;也不像创维那样急功近利,追求财富第一。深谙处世之道的李东生深藏不露,但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与整个潮流相得益彰。成就李东生的两大创举国际化和整体上市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与当地政府的良好沟通和国有大股东的鼎力支持,李东生做到了。我们联想陈伟荣、倪润峰、朱江洪的遭遇,就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