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百年家族
曹慰德的中文基础并不扎实,为了更好领悟《尚书》的精髓,他找出英文版、中文白话文版和中文文言文版,对照着学习研究,自此对中国的儒释道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因此结识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结下了一段长达20多年的友谊。
35岁时,已是万邦航运公司执行董事的曹慰德,开始系统研究管理学。遍翻中外管理书籍后,唯有中国一本古老的《尚书》,让他痴迷不已。“在《尚书》里,现在管理学的内容它都有;现在管理学没有的东西,它更有。”曹慰德说。
1957年出生于香港的曹慰德身材魁伟,戴一副银框眼镜,相貌酷似其父曹文锦—万邦航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作为富家公子,曹慰德在北美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加拿大读的中学,美国读的大学。
如今,曹慰德早已接替父亲出任万邦集团董事局***,他喜欢用《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表达自己的家族企业治理理念。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曹慰德表示,“家族企业传承是一个进化的过程。
要把家族企业所有的关系整体理顺,包括企业的关系、家族的关系、家族企业的关系、家族企业跟社会的关系。如果没有慈善等活动,家族企业跟社会的关系就连不起来。那些长久的家族企业,这种关系都连得很好;连不起来了,就是它进化得不好。”
曹慰德喜欢向人介绍他的家族,一个传承四代的百年家族。
曹慰德的曾祖父曹华章生于上海一个普通人家,借着上海在20世纪之初的快速繁荣,他由一只小木船的接送水手生意起步,经多年打拼之后,逐渐发展成拥有多艘大船的航运公司。凭籍良好的家世背景,曹慰德的祖父曹隐云在一所外国人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但毕业后并未进入父亲的小公司,而是进入一家英国的公司,成为了那个时代地位甚高的买办。
当曹慰德的父亲曹文锦1925年出生之时,曹氏家族已是一个殷实之家。曹隐云在当买办之余,还创办了一家名为“中国劝业银行”的中小银行,其妻吴娱萱则在上海南京路开办了“天宝成”银楼。得此实力,曹文锦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一所政商名流子女云集的贵族大学,荣毅仁、经叔平等人均毕业于此。
大学毕业后,曹文锦却未能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每天上午去银行实习,下午去洋行学习进出口贸易,晚上则跟着祖父所办运输公司的工人一起吃饭,了解航运知识。他曾回忆说,“一天跑三处地方,确实相当辛苦。不过,我明白自己作为长子的责任,所以再辛苦,也硬着头皮支撑下去。”正是这些早期锻炼经历,为曹文锦后来成就一代航运巨子做足了准备。
抗战后,曹家的产业越做越大,包括香港在内都开有分公司。但随着1949年的到来,他们不得不作出选择—避难香港。匆忙出走时,他们并没携带多少金钱,“只随身带了10万美元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之后再回上海。
”曹文锦判断,“我觉得无论哪个政权,都不能没有贸易,不能没有运输,***也不会例外。”他的预判失误了。他们没有机会再回去,留在大陆的财产也被查收。幸运的是,就在此前一年,值蒋经国上海“打虎”,曹文锦冒险把母亲经营的珠宝换成港币,存入了香港的银行。这笔价值10余万美元的现金,不仅成为曹家逃难时唯一的活命钱,也为曹家东山再起留下了资本。香港媒体推测,曹家当时带出的资产仅占家产的1%。
在香港,曹文锦重操家族旧业,他买来货轮,成立了大南轮船公司。1966年,曹文锦将公司命名为万邦航运公司,并于1972年在香港上市。此后,万邦航运曹文锦、环球航运包玉刚、东方海外***云和华光航业赵从衍并称“香港四大船王”。包玉刚时常对人说,“只要看曹文锦的路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足见曹文锦的影响力。
专注航运,造成曹文锦的一个重大失策,即错失进入房地产业的时机。他虽明知在香港做房地产的利润空间更大,但一想到1949年家里的不动产一夜间化为乌有的悲剧,便打定主意不再进入房地产业。出于同样的心理阴影,他也错失了另一个良机,就是没敢再进入大陆发展,尽管他的产业已遍布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这种局限性,导致曹家的资产在后来的增长并不大。
而改变这一困境的,正是曹家第四代掌门人曹慰德。
20岁时,曹慰德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进入万邦航运,职位是实习生。当时的曹慰德很调皮,喜欢在公司里问这问那,导致不受大家欢迎。21岁时,他向父亲借了300万美元,去泰国做棕榈油生意。曹文锦起初并没同意,最后还是他的助手劝说,方才借钱给儿子。但让父子俩都没有想到的是,年轻气盛的曹慰德,经一番努力打拼,竟在数年之后用300万美元赚回2500万美元。
1986年,泰国政府的国际船务公司濒临破产,泰国财政部长找到曹文锦,希望其助力重生。曹文锦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并将相关事务交给曹慰德负责。曹慰德不负父望,两年之后即让公司复苏,该公司于1994年上市。虽是初出茅庐,曹慰德却以一己之力,崭露出在商业方面的才华,并大赚一笔,将个人财产从2500万美元变成了2亿美元。
随着曹文锦的年岁越来越大,接班的问题愈显突出,他让曹慰德回到万邦,并推动公司内部改革。曹慰德跟父亲说,“我知道你希望我接班,不过接班人的时间表不是上面挑的,是当事人挑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能不能接班。不能你说他接班他就接班,他的能力可能不够呢。”于是,父子俩制定了一个五年接班计划。
这段时期,曹慰德称之为“一个饭碗,两双筷子”,这让下面人很难做事。为了避免父子冲突,曹慰德的对策是“挑战事实,不挑战权威”。他先是按照父亲的意愿做事,多次行不通之后,父亲不得不由儿子自己主张。“两次不通,他不好意思了,他问我,你说怎么做?”曹慰德说,“过一段时间,如果我的能力强,当然是传给我。因为开会的时候其他人都听着,你说这样做,没有做通;你儿子说那样做,做通了。”
曹慰德兄弟姐妹四人。他有一个哥哥,名叫曹慰祖,哈佛大学建筑系毕业,曾被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延揽麾下。他的两个妹妹分别是医生和会计师。这兄妹三人都对商业没兴趣,对家族企业的接班自然也无兴趣。不过,曹慰德在接班的时候,并没有像其他家族那样直接从父辈那里继承财产权和领导权。
“我一直跟父亲强调说,钱是可以分的,但企业不能分,因为要对很多人负责任,我可以把你的企业买过来,你把钱分给我的兄弟姐妹。”此时,万邦航运市值在3亿美元左右,而曹慰德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有2亿美元的资产。于是,他向银行贷款,又向父亲借了一部分钱,终将万邦航运买下。
1995年,在担任万邦航运执行董事五年之后,曹慰德正式接替70岁的父亲,出任董事长。接班后,他把企业总部搬到了新加坡,将万邦航运重组为万邦集团,并实行多元化经营。2000年之后,曹慰德一改父亲不进入中国大陆投资、不做房地产的陈规,大举进入大陆,并开发房地产业。他在青岛投资了万邦中心、铁矿石码头等,在都江堰投资旅游度假区,在大连则投资港口、房地产等。
曹慰德接班后的十多年,正是全球航运逐步走下坡路的时代,尤其是近年。不过,在曹慰德的经营下,万邦的资产规模已增长十多倍,而航运业务仅占15%。曹氏家族传承四代,每一代都远远地超越了前一代。
如今,曹家第五代也已经成长起来。曹慰德有一儿一女。儿子已婚,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研究方向是胎儿的脑发育。据曹慰德介绍,儿子工作之后,他就不再给予资金支持,儿子儿媳目前住在一套只有50平米的小房子里。“你做研究,就在研究的方面好好做。
”曹慰德对儿子说,“你挑选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不过,他的女儿对商业颇感兴趣,大学读完人类学专业之后,在万邦工作了四年,现在则考进哈佛大学商学院读MBA,毕业之后,她将像父亲一样,先在外面工作,再进入家族企业。
在痴迷研究《尚书》之前,曹慰德已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当我们中国人在自卑、怀疑自己文化的时候,西方过去100多年的发展,创造很多,破坏也很多。资本主义思想所带来的,是人跟环境关系的破裂、人跟社会关系的破裂、个人跟家庭关系的破裂、自己跟自己关系的破裂。
”曹慰德分析,“要解决人创造的问题,一定要超越新的境界。现在,全世界用一样的思路和世界观,去解决一样的社会问题,解决得了吗?当然解决不了。所以要有新的境界。”
曹慰德以中国的“阴阳观”分析,认为这是阳盛阴虚,需要补阴,即重视精神层面的境界,从而发展出一套新资本主义。而这个新的境界,曹慰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传统文化中,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提升人生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境界。他认为,中国文化会给全球带来很多好的世界观,将成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因为要解决现在全球的问题,需要新的世界观,“我感觉,中国人的崛起,最大的贡献是中国传统文化”。
为了调和中西文化,研究新资本主义,在接任万邦集团董事长的同一年,曹慰德在新加坡捐资成立非营利组织“东西方文化发展中心”,主要目的是研究现代性与可持续发展。该中心的宗旨是:至诚为本,整体依存,主动调整,动态平衡,和谐创造。
从去年开始,曹慰德又捐资2500万元,和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合作,成立“东西方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我们是研究将来,大部分学校是研究过去。”曹慰德强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看好当下中国的文化现状。“现在,我在中国很难找到中国文化,我能够找到中国人谈中国文化,却很少找到中国人活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伟大,只是我们没有去用。”刚刚成立的东西方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其成员并非由清华大学的教师组成,而是将汇聚全球研究中西文化的学者,为中国的现代性寻找可行性的出路。目前的一大课题是“21世纪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宏大的设计和目标,会让人误以为曹慰德是一位有着经国济世情怀的大学者。谈起这些话题,他总是滔滔不绝,古今中外、儒释道耶,总能连接到他的主题之上。作为企业家,他捐助的其他项目,例如灾害救助、建校助学、社区建设,每个项目总有数百万元,但他并不主动提及,至多也就寥寥数语。甚至他正向民政部申请筹建的“曹氏基金会”,也远不及中西方文化这个话题能让他神采飞扬。
曹慰德坦言,自己并不是因为兴趣而去研究,并支持其他人研究,而是在学以致用。“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我在不断地考虑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世世代代不就是持续发展嘛。打破‘富不过三代’之魔咒后,就知道传承并不是传承企业,也不是传承家族,而是传承人类文化精华。
家族企业的传承,不是交给一个人的问题,它是一个过程,包括传承世界观的进化、文化的进化、组织的进化、人才的进化,这样才能联系的更好。家族企业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是可以持续的;我很好,大家都不好,可持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