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春搞科普不跌份儿 国家天文台博士获卡尔·萨根奖 郑永春:搞科普不“跌份儿”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会客室里一落座,郑永春博士就拿着新到的一本《太空探索》,介绍起刚发表的文章。他是这本杂志的“常客”,“最多的一次,一期杂志上有7篇文章都是我写的,包揽了‘半壁江山’。”郑永春说。
报纸、博客、论坛……到处都能看到他的文章;科技馆、天文馆、图书馆、中小学以及大学课堂……到处都能听到他的讲座;他还会参加一些在线交流活动,回答网友提问。
许多人感到好奇:他的热情到底来自哪里?也许,答案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句最简单的话:“有人想知道,我就要讲。”
近日,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宣布,将今年的卡尔·萨根奖授予郑永春,以奖励他“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科学”。卡尔·萨根是著名行星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以其名字命名的卡尔·萨根奖主要授予那些在公众传播方面有杰出贡献者。郑永春成为首获此奖的中国人。
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你的兴趣就是你的工作
郑永春原本学的是土壤专业,后来才转向研究行星科学,从事行星地质和环境的研究,还参与了嫦娥探月工程、深空探测等重大项目。
迈出这一步,看似机缘巧合,其实也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
十几年前,后来被誉为“嫦娥之父”的欧阳自远院士,有一次为郑永春等研究生指导论文,并提出,希望这些年轻人未来能从事月球方面的研究。那时候,月球研究还非常冷门,毕业后可能连工作单位都找不到。出于现实考虑,师兄弟们都没有接招,“不怕死”的郑永春却被月球吸引住了。对星空的好奇忽然被唤醒,他从此越陷越深,一头“栽”进了天文界。
“人生最大的快乐在于,你的兴趣就是你的工作。”如今的郑永春,常常这样感慨着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
或许,他对科普的执着,除了深深的责任感,也源自于这种热爱吧。他把自己看成是探索太阳系道路上的先行者,那些对此有着浓厚兴趣的听众,都是他的同道中人。
与其他科学学科相比,宇宙星空是人类的天然兴趣,有调查显示,“有没有外星人”始终是最热门的科学话题之一。郑永春的天文讲座,自然也很受欢迎。并且,与遥远得无法证实的外星人相比,他所描述的星空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行星科学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不再是‘仰望星空’,而是‘登临探测’,直接把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带到这些星球上去!”
“从某种程度上讲,《火星救援》并非科幻,人类有望在20年后登上火星。”
这样的句子,往往让听众激动不已。
科研经费来自纳税人,理应对公众有所反馈
很多人对科普都有一个误解,认为那是针对小孩子的玩意儿。一些科研工作者也因此把科普看轻了,总觉得有点“跌份儿”,不如搞研究“高大上”。
在郑永春看来,误解的形成,与当前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只有‘知识传授课’,没有‘科学探索课’,只能通过社会资源来补充。”而社会上的科普资源本已稀缺,优先提供给青少年后,其余项目寥寥无几,难免给人们留下科普只是针对小孩子的印象。
郑永春自己也为此投入了更多的心力,他的讲座,绝大多数都是面向在校学生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如果不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未来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哪儿来?”
其实,成年人对科普的需求同样巨大。近年来,“科学松鼠会”等团体兴起,博物类书籍成为出版界新宠,各种有关科技的谣言与辟谣信息在朋友圈不断流传……无不证明了这一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了。对科学的兴趣也是文化需求的一种。”郑永春指出,北京是目前全国科普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算是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在其他地区,资源的匮乏还相当严重。
“尤其是西北、西南,很多人在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科学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也曾到处巡讲统筹方法。”他说,“科研不应该与社会脱节。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国家拨款,实际上也来源于纳税人,理应对公众有所反馈。”
在学术共同体里得不到认同,阻碍了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
投入这么多精力在科普上,会不会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要说不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一个讲座通常就要耗费半天,更不用说事前准备了。”郑永春只能“压榨”自己的休息时间。“各类场馆的讲座一般是周末,大学通常在晚上。如果是中小学,就需要提前处理完手头的活儿,再赶去学校……”
这样的坚持,并不容易。由于科普尚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科研人员普遍缺乏动力。但对于郑永春这类的热心人,这些都不算什么。他们最担心的,是从事科普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
“领导也许会觉得是不务正业,同事可能会误会是爱出风头……”郑永春说,在学术共同体里得不到认同,是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最大障碍。“我认识不少本来对科普怀有热情的同行,都因为这些原因放弃了。”郑永春希望这种状况早日改变。
当年,卡尔·萨根也曾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但最终,他的科普作品风靡全球,影响了数亿人,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科普是一项公益事业。如果学术界能够形成共识,认可这份公益心,就是最大的支持。”
好在,郑永春发现,科研、科普、科幻三者的界限正在逐渐弥合,这似乎是一个好苗头。
“比如,国外的科学家有时也写科幻小说,霍金的‘突破摄星’科研计划有很大的科幻成分。再比如,《自然》《科学》这样的顶尖学术期刊十分注重传播效果,语言通俗,并配有大量精美图片,因而读者面很广,影响深远。”郑永春认为,科普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平等地分享知识和方法,“在专业领域以外,科学家其实与大众并无明显区别,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科学家本身也需要阅读科普文章,它们能启迪科研创新和学科交叉。
”在他看来,科普与科研从来都不可分割,更不应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
观念的扭转,需要时日。郑永春相信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也愿意成为推动车轮向前的小小动力。“科学会让中国社会更加理性、平和。社会有需求,我就要去做。”
